由于政治历史因素，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对非援助起步较早。随着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带动整个经济部门蓬勃发展，欧美发达国家率先进入数字化社会，“数字援助”是其既有援助体系的延伸。数字化技术天然具有更新快、传播快的特质，这些特征使得新兴经济体在数字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果后，也拥有了对非进行数字援助的能力。可以说“数字援助”形成了对非援助新的角力场。

　　非洲大陆在自主发展和国际合作双重力量驱动下，开启了数字化人才培养事业。例如，卢旺达自1998年以来，每五年颁布一次《国家信息通讯基础设施五年规划（NICI）》，统筹数字化经济发展进程。2015年起，“五年规划”进入第三阶段（NICIⅢ），培养数字化技能人才是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中的关键任务。2017年，卢旺达信息通讯部门发布《数字技术领域发展规划（2018—2024）》，重视借助国际伙伴的力量，提出多元化数字化人才培养途径。2019年摩洛哥颁布“学习与就业”认证服务体系，确定了技能和培训评定框架。

　　非洲国家也通过国际援助与合作寻求发展数字化人才的高效方法。官方援助层面，发达国家擅长借助国际组织等第三方力量，为援助合作寻找背书和舆论支持，为非洲国家“开药方”式的框架性协议较多，且知识产权保护的壁垒较高，多大程度上为受援国人民带来利益，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公私合作援助层面，数字科技企业在公私合作培养数字化人才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19年微软在非洲设立非洲转型中心（Africa Transformation Center），也反映出对非援助在美国对外援助整体战略中的地位。

　　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的主旨演讲中提到《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首个三年规划，涵盖“能力建设工程”，实施“未来非洲——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计划”，在非洲当地设立“鲁班工坊”，发展非洲高端数字化人才持续助力非洲数字化经济转型。民营部门参与非洲数字化人才发展，现阶段以企业自主活动为主。华为与非洲多国院校合作开设“华为学院”，通过数字化技能培训课程，“华为ICT大赛”已经成为非洲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数字技能竞赛。阿里巴巴和伟东云教育通过扶持数字创新企业和提高教育数字化等方式，也参与到非洲数字化人才发展的事业中。

　　对比西方发达国家援助非洲培养数字化人才的历史，为中国与非洲深入开展数字化人才培养提出几点建议：一是丰富合作主体、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二是培养具有广泛活动能力的国际化社会组织和民间智库，在对非援助合作时扮演多样化的角色；三是注重对非洲援助合作过程中战略、政策和方针的整体性、一致性和延续性，避免议题过于分散；四是在现有倡议和框架下推进切实合作，开展民心相通的合作项目，加强社区互联，使得中国及非洲两方人民在合作与发展中真实受益。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EMBA中心；根据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主办的“2022中非投资论坛”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