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8日上午，由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主办、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承办的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第七届青年学术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本次青年论坛的主题为《‘一带一路’倡议下欧亚大陆的发展：经济共赢、交通互联、文化共存》。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烨教授主持会议，华东师大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军教授与学会会长范军教授分别致辞。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的教师和研究生进行了精彩的发言。会议的最后，范军教授进行了总结，并宣布了第七届青年学术论坛的获奖名单，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的领导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贝文力为获奖者颁奖。
本次学术研讨会分为两个单元。每个单元有五位专题发言人。以下是专题发言的要点简述。
第一单元教师组专题发言
发言人1：万青松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博士后
主题：“一带一路”倡议下“新欧亚”的建构与中俄战略协作前景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与建构“新欧亚”的迫切性。欧亚地区连接欧洲、亚太两大世界经济最为活跃的区域，资源禀赋丰富，经济能量尚未得到完全释放。苏联解体之后的欧亚地区处于分化再聚合的历史时期，尚未形成强大的地缘经济集团。中国通过双边、多边机制，尤其是上海合作组织在欧亚地区获得了安全、政治和经济上的收益。但是，最近几年却遭遇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困境，如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多边经济合作止步不前，制定的多边项目和规划基本没有实现，更没有带来预期的收益；俄罗斯单独主导的地缘经济集团逐渐成型。2015年1月1日，欧亚经济联盟正式启动运行，这意味着欧亚传统强国俄罗斯加速推进整合欧亚空间的宏大战略，最终使其成为未来国际战略格局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促进世界“多力量中心”与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这可以视为俄罗斯重新整合欧亚空间的新阶段。面对欧亚地区正在发展的地缘政治经济形势变化，中国应该如何制定切实可行战略，参与欧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和制定欧亚区域规则，避免出现排斥中国的地缘经济集团，进而促进区域国际组织内经贸发展与政治互信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中国区域组织外交战略的整合以及欧亚地区内持续、稳定、持久与高效的区域大合作，这些都是摆在新一届中国政府面前的迫切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解决好这些问题将在安全、政治、经济方面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欧亚地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重点实施区域，它的成功实施将会对欧亚地区的地缘经济生态产生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同时，中国这一宏达倡议的推广与实施也给中国学界构建一种新的“欧亚”叙事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当前的一个现实挑战在于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脱节，即有关“新欧亚”范畴的理论思考尚未完备，而现实已经等不及了。因此，如何筹划和设计“新欧亚”的未来形态，欧亚地区的未来发展如何在全球化与区域化、普遍性与本土性、本土特殊性与对外开放性之间寻求平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有待于继续深入探讨。
其次，空间理论视域下建构“新欧亚”的出发点。第一，空间内涵的丰富：从自然（生存）空间到社会空间的转变。苏联解体，标志着俄罗斯通过领土扩张、对外战争来巩固生存空间的传统模式已经失去生命力。在新的背景下，更加合理的选择就是充分利用已有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开发这些领土上的丰富资源，把生存空间变成社会发展空间，为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广大民族谋取更多的福利是为宗旨。鉴于此，中国有必要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建构“新欧亚”叙事的过程中，进一步拓展欧亚空间的内涵，将重点放在发展社会空间上，它也应该成为21世纪的所有欧亚地区国家最明智、合理的选择。从空间的特征上来看，相比较传统生存空间而言，这样的社会空间更具开放性、共享性以及非零和性、非排斥性等特征。我们完全有理由将社会空间运用到“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建构“新欧亚”叙事中去。第二，空间外延的拓展：从国内空间到国际空间的转变。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被大部分欧亚国家视为本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大机遇。面对新的发展机遇，欧亚各国可以选择各种国际制度路径，通过把内在空间与外内空间相结合，进一步强化国内空间与国际空间的互动，既可以为本国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可以建构新的国际空间，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样的国际空间将致力于提高地区整体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保障地区各国人民的生活质量，最终在本质上确保本区域内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持续性、稳定性与持久性。第三，空间的再生产：从竞争性空间向包容性空间转变。随着欧亚地区越来越多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对象，一方面欧亚各国需要继续增强自己的空间主体意识，把欧亚地区从之前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客体变成新型国际关系的主体；另一方面，欧亚各国还需要从区域整体利益和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有针对性地进行国际空间的再生产，将本地区诸多竞争性的国际空间打造成更开放、包容、和谐的共同发展空间，从而在本质上保障本区域各国社会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这也是中国在欧亚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考虑到的重要因素。此外，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推进区域合作的过程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空间的再生产不是对国家主权的否定，而是在复杂背景之下的重新配置。
最后，重构新欧亚空间与中俄战略协作前景。目前有两种建构欧亚政治协作空间的可选路径。其一，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对接合作。“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需要跳出传统的区域一体化空间构建模式，它既不是建立类似于欧盟的超国家制度安排，也不是组建区域排他性关税联盟，还不会打造类似TPP的高标准新空间，而是遵循各国协商一致，国家主权完整，互不干涉的空间建构原则，以平等、互利、共赢的方式来推动的一种新的空间合作。鉴于此，“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倡导一种开放、包容、共赢的新型空间合作模式。特别是2015 年 5 月 8 日，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在莫斯科就两国在欧亚地区开展务实合作达成的重要战略共识，为建构欧亚政治协作空间提供了必要的政治保障。毫无疑问，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将在此过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其二，普京总统新近倡议的“大欧亚伙伴关系”。2016年6月1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20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提出建立一个有欧亚经济联盟、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独联体伙伴国以及其他感兴趣的国家和组织共同参加的“大欧亚伙伴关系”，主张在灵活的一体化框架内加强相互协作。他认为，在当今客观形势下，只有大家共同努力、相互协作，才能有效地完成所面临的一系列生产和经济任务。需要指出的是，普京的这一倡议刚刚提出就得到中国领导人的积极支持，在2016年6月25日共同发布的《联合声明》中，中俄两国元首共同主张在开放、透明和考虑彼此利益的基础上建立欧亚全面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两国在打造共同的“大欧亚伙伴关系”方面达成重要政治共识，接下来重点在于中俄两国与其他欧亚各国需要就如何进一步促进各国之间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安全互信的良性互动，如何推动中国、俄罗斯与其他国家在欧亚地区内实现持续、稳定、持久与高效的区域大合作开展更加富有成效的协作。我们认为，大欧亚伙伴关系可以作为一种欧亚空间组织新构想，争取为建构跨国政治协作空间提供可选路径。
发言人2：张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讲师
主题：文化差异、制度距离对中国——“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影响研究
关于中国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现状。第一，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直接投资极度不平衡，呈三级分布状态，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国家，这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签订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地理位置相近和相似的文化传统有关。第二，投资企业逐年增加。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投资目的地以东盟国家为主，虽然近年来中国企业投资东道国数量不断增加，但是投资区位的选择仍受文化、制度以及地理差异的影响，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文化相近、地理相近的国家作为投资目的地。第三，投资行业较为分散。从行业分布来看，资金主要流入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其次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再次是制造业、采矿业、批发零售和金融业。
关于实证分析。第一是选取指标与建构模型，选取2006—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28个东道国的面板数据，从文化距离与制度距离、地理距离、地理距离与双边贸易的交叉项等方面加以考量，得到的发现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额标准差较大，说明不同国家（地区）吸引的中方资本存在较大差异。双边贸易和人均GDP的标准差较大，说明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密切程度差异较大，而沿线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大差别。制度距离和地理距离成本的标准差较小。第二是实证结果与分析。问化差异、制度距离和地理距离均与OFDI
呈负向关系，与理论预期符号是一致的，但制度距离的影响弱于文化差异。与此同时，伴随地理距离的扩大，贸易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导致中国企业更倾向于采取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
关于政策建议。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的过程中，除关注地理距离成本、人均GDP等影响投资决策的传统因素外，更应防范文化差异和制度距离带来的投资风险。具体而言，企业可通过资助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及国家文化交流活动，扩大与投资东道国的人文交流，借以缩短文化距离，通过企业社会责任的不断完善，积极融入当地社区；除“一带一路”倡议下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外，政府层面可考虑签订区域投资保护协定，以降低制度距离带来的投资风险，或鼓励在投资国设立投资风险研究机构，及时评估制度变化带来风险的同时，以此研究机构为依托，为在该地区投资的企业提供咨询及其他相关服务。
发言人3：刘骞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
主题：“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战略的宗教向度与统战意蕴
关于中国对外战略宗教向度的形成及轨迹。第一，中国对外战略内涵的宗教向度及演化总体上是从地缘政治到地缘宗教，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78年）——以权力和安全为主导的地缘政治型对外战略；第二阶段（1978-2001年）——以合作和发展为主导的地缘经济型对外战略；第三阶段（2001年至今）——以文明交流互鉴为主导的地缘宗教型对外战略。第二，中国对外战略方向的宗教向度及调整总体是是从安全到统战。一直以来，统战和安全是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的两条主线，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成为解读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宗教政策缺一不可的两大路径。第三，中国对外战略目标的宗教向度及其转变：从利益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一味推进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国际关系将会重新回到传统现实主义的“桎梏”。为此，“一带一路”不仅应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还应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要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不仅需要获利，更要懂得“如何获利”，实现与沿线国家命运捆绑关系的有效建构。
关于中国对外战略宗教向度的内涵与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战略宗教向度的核心内容是：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标，采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手段，在政策法规、合作机制、基础设施、贸易畅通和资金的支持保障下，推动中国宗教的外向型发展，充分发挥宗教在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中的积极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宗教对外战略具有以下内涵。第一，宗教向度的目标设计。“一带一路”战略是为了带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从而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和国际影响。第二，宗教向度的方式运用。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推进经济合作和国家间关系，应以宗教文化作为相关国家与中国的共鸣点之一，以宗教文化交流活动促进经济合作和国家间的对话交流。第三，宗教向度的保障设置。中国对外战略宗教向度已经形成了特定的战略内涵。其一，就战略主体而言，中国宗教已经开始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被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其二，就战略客体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宗教对外战略的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发挥基督宗教在对欧美国家公共外交中的作用。二是以佛教作为连接东南亚国家的精神纽带。三是促进与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往来；其三，就战略过程而言，尽管中国的宗教传统和宗教资源极其丰富，但与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硬实力相比，中国在宗教领域的国际影响力明显不足。在对外战略中“增添”宗教向度的目标是为了向海外投射中国的宗教影响力，建构自己的话语权。
关于中国对外战略宗教向度的统战意蕴与统战参与。第一，中国对外战略宗教向度的统战意义：其一，沿线国家复杂的宗教生态影响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宗教是战略软环境的重要内容。如果没有充分了解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宗教生态，不仅可能引发战略推进的失败，还有可能引发国家之间新的矛盾。其二，世界少数国家对中国宗教情况的误读和偏见不利于我国宗教“走出去”。西方所主导的世界宗教生态不利于我国宗教“走出去”的推进。国际舞台上活跃着的宗教非政府组织大都受到西方有政府背景的财团或基金会资助。作为西方“制华”“反华”战略的重要工具，这些宗教非政府组织利用其在国际宗教领域的话语主导权大势抹黑中国宗教。这种对宗教认知的信息不对称不仅不利于中国的宗教形象，还给中国宗教“走出去”增加了成本。统一战线要积极发挥自身在团结宗教团体和组织参与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方面的优势，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过程中，协调好民族党派、少数民族群众、台湾同胞、海外侨胞以及新社的会阶层人士参与到宗教统战事业之中。其三，对外宗教活动管理工作不够完善制约着我国宗教“走出去”。宗教团体和宗教非政府组织在跨国宗教交流、对外宗教往来，以及推进跨界宗教活动方面都具有很大的优势。第二，统一战线对我国宗教“走出去”的路径支撑。一直以来，宗教在中国对外交流活动中一般处于“被动”位置，是被中国的对外交往活动“带出去”。新形势下，“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正在改变宗教“被动走出去”的态势，我国正在有意识的推动本土宗教文化在国际社会的传播与发展，以更为“主动”的方式发挥宗教在非官方、间接、民间的沟通与交流中的作用。在此进程中，以凝聚力量、增进共识为主要特征的统一战线应当积极参与其中，破解宗教“走出去”的制约因素，为我国宗教“走出去”形成有力的路径支撑。其一，统战工作主体的目标。在战略保障方面，统一战线促进配套软件和硬件的形成与完善。与宗教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作为“软件”的重要组成，对宗教事务管理、宗教对外交往具有指导性和规范性作用。其二，统战工作客体的方式。在战略结构上，统一战线要促进宗教行为体与非宗教行为体的相互配合。宗教行为体的行为不仅受到自身因素的制约，还更多受到非宗教因素的影响，如政府、民众、媒体等。所以，对外战略的宗教向度在战略内涵上是国家战略规划的一环，而非独立的内容。其三，统战工作过程的重点。在战略过程中，统一战线要推动由经济带动，到宗教互动，再到国际社会认知的建构。从战略主体的角度看，宗教行为体的国际参与需要活动经费的支持，更需要符合基本宗教生活需要的活动场所，宗教工作者还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保障。在此基础上，宗教行为体才可以在对外进行宗教交流时更有积极性。而后，宗教行为体还需要充分发挥中国的宗教资源优势，传播中国智慧、讲述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改变外界在宗教领域对华的刻板印象，消解外国信众的误解和疑虑，树立正面的宗教形象。要提出一套中国特色的宗教话语和认识，形成一系列中国宗教文化产品，凝聚一群宗教团体和信教群众，培养一批熟悉宗教跨国活动的人才。
发言人4：张温文上海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题：中东欧国家融入欧盟知识产权一体化：进程与影响
第一，中东欧国家融入欧盟知识产权一体化的动因分析。中东欧国家融入欧盟知识产权一体化进程，动因分别来自欧盟与中东欧国家两方面。就欧盟而言，将中东欧国家融入欧盟知识产权一体化进程，至少符合其内部与外部两方面的利益。一方面适应了欧盟单一市场发展的需要。欧盟一直认为，知识产权受到充分保护，是实现欧盟内部市场商品、服务、人员和资金的自由流动的重要前提，对欧盟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成员国的知识产权制度相互独立，存在较大差异，不利于知识产权在欧盟内受到有效保护，会阻碍欧盟单一市场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协调各成员国，建立欧盟统一的知识产权制度。另一方面有助于增强欧盟全球创新竞争力。欧盟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体，知识产权被认为是保障创意和创新的重要激励要素，构成欧盟经济的支柱，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就中东欧国家而言，融入欧盟知识产权一体化进程，也至少出于两方面的原因。欧盟除了在内部推进单一市场，还在外部实施邻国政策（ENP），与周边邻国形成良好的经贸合作关系。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欧盟的邻国也主动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向欧盟水平看齐，目的不仅在于为将来加入欧盟做好长远准备，同时也希望通过提升本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吸引欧盟投资，促进经贸往来。中东欧国家也希望通过融入知识产权欧盟一体化，提升国家创新能力，促进社会发展转型。中东欧国家历史上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垄断科技资源与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并未得到充分重视，科技创新模式缺乏效率，难以适应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发展。中东欧国家已经充分意识到，在经济全球化与欧盟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吸引国际投资以及提升本国创新能力，都需要尽快建立起符合国际标准的现代化知识产权制度。积极加入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条约以及建立符合欧盟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法律制度，是中东欧国家快速实现知识产权现代化，改善创新环境的有效途径。
第二，中东欧国家融入欧盟知识产权一体化的进程。欧盟知识产权一体化实际上是对各成员国内国知识产权制度进行协调，逐步解决地域性差异，建立统一知识产权制度的过程。欧盟知识产权一体化过程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在成员国国内法层面，按照欧盟指令制定或修改相应的知识产权国内立法；二是在欧盟层面，建立区域性的统一知识产权制度。目前，两个层面的知识产权制度并行存在，互有分工。随着欧盟知识产权一体化的发展，各成员国国内知识产权法基本趋同，欧盟层面的知识产权一体化逐渐成为推进重点。中东欧国家也是在这两个层面逐渐融入欧盟知识产权一体化进程。在国内法层面，中东欧国家在过去的近20年里，普遍修改国内知识产权法律，不仅是为了履行所加入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义务承诺，也是为了达到欧盟指令要求，为加入欧盟做好准备。在欧盟层面，中东欧国家也积极加入欧盟区域性的知识产权统一保护制度。目前欧盟所建立的区域性知识产权统一保护制度集中在商标、外观设计与专利等领域。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均接受共同体商标与外观设计制度。已注册和使用的欧共体商标和设计，其法律效力自动延伸至中东欧新成员国家。关于中东欧国家融入欧盟知识产权一体化的特点，主要包括：其一，考量因素复杂，导致积极与谨慎并存的矛盾心态。其二，在提高立法水平的同时也重视知识产权能力建设。
第三，中东欧国家融入欧盟知识产权一体化的影响。中东欧国家融入欧盟知识产权一体化，无论是对中东欧国家，还是对欧盟，都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对中东欧国家而言，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融入欧盟知识产权一体化的过程中，中东欧国家知识产权立法水平大为提高；在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方面，随着中东欧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知识产权受到重视，加之欧盟的技术援助，中东欧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得到了提升。但是也要看到，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向欧盟其他成员国打开了国内市场，在投资、贸易、科技资源涌入的同时，也引入了巨型竞争企业，这些企业拥有大量的高科技专利与知名品牌，更多的受益于欧盟知识产权一体化，对中东欧国家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形成了明显竞争优势；在社会政治方面，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知识产权经常成为社会与政治讨论的话题。特别是欧盟层面知识产权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对中东欧国家法律主权所产生的影响，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观点。
对欧盟而言，欧盟知识产权一体化的国际影响不断扩大，提升了欧盟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优势。但是中东欧国家融入欧盟知识产权一体化也让欧盟面临了一些新问题与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增加了欧盟知识产权一体化进一步协调的难度；二是对欧盟单一市场具有一定的潜在破坏性；三是有可能有碍于欧盟的内部团结。
第四，欧盟知识产权一体化对中国与中东欧一带一路合作的影响。一方面，自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以来，与西欧工业文明之间不断融合的商贸文化特征，形成了独特的知识产权价值观和制度设计。融入欧盟知识产权一体化的中东欧国家知识产权立法水平得到提高，这对中国的产品与技术进入一带一路中东欧16国提供了法律保障。良好的法律环境能够加大双方贸易的动力，推进共赢。另一方面，中国与中东欧的一带一路合作或受欧盟知识产权一体化所掣肘：其一，融入欧盟知识产权一体化的中东欧国家在合作过程中增加制度协调难度。其二，中东欧国家在拥有高标准的立法保护背景下，是否具有有力的执法能力也存在商榷。其三，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征增加了与一带一路国家知识产权贸易中的冲突。
第五，中国在中东欧国家融入欧盟知识产权一体化背景下的探索。当前中国正布局“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经贸往来与制造装备输出是重要内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都在积极提升本国的知识产权管理与服务能力,以改善本国创新环境，吸引包括来自中国的经贸投资与技术合作。近几十年来，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此基础上，可以积极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知识产权的合作，提升自身国际科技辐射力。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时期，知识产权交流与培训合作基地的建设能够促进中国与中东欧的知识产权和经贸交流，尝试建立一带一路经贸投资知识产权综合服务机构，成为彼此宣传合作的办事联络机构，引导国内知识产权服务业机构同一带一路国家加强对口合作，为中国企业同一带一路国家开展经贸合作提供当地专利、商标申请与保护的法律服务与知识产权项目合作咨询，探索建立一带一路国家技术转移服务平台，组织法律、评估、信息等服务机构提供专业服务支持。
发言人5：李奇璘上海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题：“一带一路”战略: 一个路径推进的简要分析
第一，路径推进——基于贸易非对称相互依赖视角的分析。首先，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的路线划分。将“一带一路”大致分为三条路线：北线从中国出发，经中亚、俄罗斯到达欧洲；中线为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南线为经东南亚、南亚到达印度洋。其次，贸易非对称相互依赖理论。“一带一路”中国家间经济的连接是开展多边合作的重点，而贸易开展又是经济中的一个核心。两国间经济发展程度、技术水平、自然资源禀赋的异质性常常导致两国间相互依赖程度存在差异。按此逻辑，两国之间对外贸易层面的这种相互依赖，可称为该两国贸易非对称相互依赖，即两国在贸易过程中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且这种联系和影响在数量、结构和功能以及时空上是非均衡的。最后，“一带一路”国家间贸易非对称性依赖分析。从该视角对“一带一路”三条线路进行评判，中国对“一带一路”三条线路沿线国家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强度近些年均存在逐年增强的趋势。首先，从依赖程度数值的角度观察，中国同北线国家之间的贸易非对称相互依赖程度低于北线国家对中国的贸易非对称依赖的相应值。中线国家和中国的贸易非对称依赖情况也呈现出同样的态势，而且中线国家部分与中国陆路接壤，对中国非对称依赖的增长率还要高于北线国家。中国与南线国家的贸易往来相对比较平衡，非对称依赖失衡程度更低，便于开展经贸活动。从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依赖的敏感性与脆弱性，以及“一带一路”国家对中国的依赖指标来看，在三条线路分开分析时，仅有南线里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依赖性超越了南线国家对中国的。在北线和中线，特别是2009年之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贸易依赖性均远超于相反情况。然而综合考虑时，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整体的贸易非对称依赖性强度更高，说明中国对南线国家的贸易依赖度拉高了该指标，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应充分考虑南线国家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从贸易意愿、贸易依赖和难易程度来说，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应该先以南线为突破口，中国与部分南线国家政府与民间来往频繁，交流合作由来已久。其次是推进与中线国家的经贸往来，因为中线国家与中国西部地区陆路接壤，对中国的贸易非对称依赖增长态势最强，最有意愿响应中国的倡导，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中线国家多半都是经济较为落后、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而能源丰富的国家，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决定了经济的互补性，在农业、科技等方面相互合作潜力巨大，有利于进行产业合作和产能合作，推进双边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最后是推进与北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北线上东欧与南欧一些小国经济体量小、产业形式单一，外向型经济特征显著，如波兰、捷克、黑山等国家，但由于历史传统、地理位置、经济体制、文化等因素，北线国家更偏向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圈，与中国的合作意愿相对低于其余两个线路上的国家，多属于观望态度。因此，与南线和中线国家有效合作开展的成果更容易打消北线国家顾虑，增强合作意愿。
第二，路径推进——基于因子分析视角的分析。选取政治风险“一带一路”经济、教育、文化、科技、卫生等6大类23项指标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非对称相互依赖的敏感性与这些国综合环境评判得分结合起来考察战略推进实施次序和可行性。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剔除掉15个国家样本，它们分别是：波黑、黑山、马其顿、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格鲁吉亚、老挝、柬埔寨、马尔代夫、尼泊尔、不丹、巴勒斯坦。因子分析，横轴是从-1到1的国家综合环境打分，分数越高表示该国国内环境越好。纵轴衡量了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非对称相互依赖的敏感性，数值越高表明中国对该国的贸易非对称依赖度更强。合线和区域环境零分线将样本国家分成四部分，共同构成“类四象限”。此“类四象限”满足一、四、二、三的优劣顺序，根据各个象限的国家分布，首先应当推进的是与第一象限内国家的合作发展，中国对其贸易依赖敏感性高，且这些国家经济环境好、政治稳定、劳动力素质高，合作意愿强。其次应当积极发展跟第四象限国家的合作，这些国家国内综合环境得分高，从之前的交互分析中也可以看出这些国家中大部分对中国的非对称依赖超过了相反情况。再次是推进与第二象限国家的往来，这些国家国内综合环境得分较低，经济发展不均衡，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教育文化相对落后，但是由于能源、廉价劳动力等其他因素，中国对这些国家贸易依赖的敏感性较强，在严控风险的前提下，与这些国家开展合作仍然是十分必要的。最后是第三象限，中国与这一象限国家开展贸易额不大，贸易依赖的敏感性不强，且这一象限国家，国内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不高、且不稳定因素高、政治风险强。应当放在最后推进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合作。
第三，结论及政策建议。“一带一路”战略三条线路沿线国家在经济发展、市场开放程度、贸易体量与竞争力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时应当分层次、有重点的按次序推进。综合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交互贸易非对称依赖度与各国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综合因素后，、虽然南线是毫无争议首选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走向，但由于部分南线的中东地段国家位于第三象限，故而在推动南线建设过半之后，应相继强化推动中线的建设，最后再推动北线及南线中东地区段的建设。按照南线（东、南亚段）—中线—北线 —南线（中东地区段）的顺序开展合作与交流，可能是一个有效的路径。
第二单元研究生组专题发言
发言人1： 孙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主题：南高加索安全复合体的生成困境探析
第一，安全复合体理论与南高加索地域安全情势的总体评估。苏联的解体带来了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秩序的剧变。随着俄罗斯实力的下降，后苏联空间边缘地区的“次地区”剧场逐渐拉开帷幕。既保持后苏联空间地区特性，又具备独特的地域特征的“次地区”迅速成型。中亚、波罗的海地区、南高加索地域在世界政治中主体位置越来越高，呈现出新型地缘政治区域的特征。而南高加索地缘政治区域的成型，既是苏联解体的产物，也是新兴民族国家主体性成长与互动的结果。地域中三个国家在艰难的转型过程中逐渐与周边强邻建立互动关系。对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来说，俄罗斯是实现其领土完整性的核心角色，亚美尼亚则与土耳其存在仇恨记忆。与强邻互动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关系文化：南北向俄罗斯、亚美尼亚与伊朗的友好文化，东西向的土耳其、格鲁吉亚与阿塞拜疆的友好文化。这种关系文化的存在也并不影响三个国家多边多方向的对外交往。例如在对近邻俄罗斯关系上，三国形成完全不同的对外政策：亚美尼亚与俄罗斯保持紧密的同盟关系，格鲁吉亚则谋求与西方合作遏制俄罗斯在南高加索地域的影响力，而阿塞拜疆则开展平衡外交，在与俄罗斯互动的同时保持距离。
第二，威胁国家安全的分离共同体及冷冲突的形成。首先，三个分离行为体破坏了国家与民族的良性互动模式，导致国家难以凝聚认同、固化族群仇恨、恶化国家认同构建的政治和社会生态。其次，未被承认政治实体的存在影响南高加索三国的国家构建和政治转型。再次，分离行为体的存在削弱了三个主权行为体赖以存续的国家观念，导致民族主义逐渐成为国家安全观的内核，加速了政治体制合法性丧失的速度。最后是三个分离共同体的存在影响南高加索地域三个主权行为体的国家自主性建设。
第三，国际干预与分离主义冲突管理。南高加索地域虽然无法构成一个独立的安全复合体，却是两大安全复合体的交界地带。对俄罗斯来说，南高加索地域的意义非凡。俄罗斯将对南高加索的控制被视为实现国家安全重要步骤。俄罗斯极力避免南高加索地域出现反俄同盟的存在，对分离行为体的直接干预不仅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更在于建立多管道的直接联系。除此之外，欧盟织也参与到冲突解决的任务中来。欧盟力图结合规范的文明化和物质上的不对称关系，利用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推广内部治理模式。对欧盟来说，实施欧洲化战略，维持主权行为体的政治稳定，促进民主化是当前南高加索地域冲突解决和冲突预防的有效手段。美国也十分重视南高加索的地缘战略价值，但将分离共同体的存在视为自然现象，是前苏联民族帝国过分扩张带来的苦果。而对这一问题的解决，除了依托欧洲安全结构之外，还需要美式的现代国家。
第四，南高加索地区安全复合体的难产：困境及出路。历经20多年的现代国家建设，南高加索三国并没有解决苏联晚期遗留下来的族群分离问题。相反，欧亚大陆巴尔干的特征却越加明显：国家力量不足实现领土与主权完整，缺少互信的国家间安全文化，分离问题国际化，大国深度介入该地域。由于未被承认政治实体的存在，甚至部分实体获得大国承认，南高加索的安全危机难以解决。格鲁吉亚境内的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与格鲁吉亚僵持不下的冷冲突由于俄罗斯的直接介入而更加复杂化。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也因为纳卡争端固化了安全困境，双方的敌对关系文化反过来促成了纳卡争端从“国家间争端”向“国际冲突”演变的趋势。分离问题的存在已经成为南高加索地域前进的政治障碍，并长久影响南高加索地区国家关系和国家建设。分离共同体、母国与大国所形成了三角形结构造成南高加索地域安全风险，阻碍南高地域安全复合体的形成。如果南高加索主权国家依然保持相互不信任的国际关系文化，在领土争端上拒绝做任何的政治妥协，或是母国拒绝建立与分离共同体沟通和对话管道，冷冲突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阿布哈兹与南奥塞梯继续高度依赖俄罗斯，而纳卡地区不时挑衅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发生冲突甚或是战争的概率将大为提升。主权行为体放弃政治谈判的主动性以及大国深度介入是影响分离冲突解决的关键因素。在乌克兰危机的影响下，俄美敌对的态势正在形成，俄欧关系走弱，必然会在高加索地域显现出来。南高加索形成的俄罗斯与西方均势，恰恰促成了三个主权国家追求不稳定的政策倾向，这种不稳定性倾向可能带来更大安全隐患。如果这种安全隐患难以解决，亚阿之间的纳卡冲突将成为欧亚巴尔干“火药桶”，严重影响南高加索次地区和国际体系安全和稳定。长期的冷冲突与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态势将创造不确定情势，不仅威胁到南高加索国家的政治稳定和领土安全，也为分离共同体寻找国际承认迈出重要一步。一些分离共同体则在国际冲突和安全危机获得新的战略价值。如果阿塞拜疆或格鲁吉亚没有能力回应分离主义危机，分离共同体将获得更大的国际发言权，成为俄罗斯与美欧较量的棋子。从这个角度来看，分离主义在未来将更难以解决。因此，回归明斯克进程，采取大国协调的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是当前纳卡冲突解决的主要路径。冲突各方通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进行公正仲裁，在相互妥协的基础上妥善处理纳卡地区各族群的政治诉求，将国家间争端降格为国家内部的主权和领土问题。格鲁吉亚应承认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的合理诉求，与俄罗斯展开对话，回应俄罗斯的战略疑虑，并建立起美欧俄相互沟通的机制和桥梁，创建新的“格鲁吉亚境内分离主义”冲突解决议程。同时，格鲁吉亚应该放弃与俄罗斯对抗的努力，提升与俄罗斯的战略互信，并将重心聚焦于现代国家建设上。只有如此，格鲁吉亚境内的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问题才有彻底解决的可能性。
发言人2：胡贝贝上海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题：上海合作组织自贸区的经济效应分析——基于GTAP模型
第一，上合组织自贸区可行性分析。首先，从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区间内的进出口贸易占其世界总进出口贸易的比重可以发现，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四国的区间进出口贸易比重很高，基本在30%以上，其中哈萨克斯坦的区间进口贸易比重远高于其区间出口贸易比重，吉塔乌三国的区间进出口贸易比重基本持平，可见区间内贸易对于这四国非常重要。其次，贸易密集度是反映两国贸易关系强弱的重要指标，从这个方面来看，中哈、中吉、中俄的历年贸易密集度基本均大于1，中塔和中乌的贸易来往自2006年后也日趋密切。俄罗斯与哈、吉、塔的历年贸易密集度均大于1，其中俄罗斯与哈吉塔乌的贸易密集度在过去的15年均维持在较高水平，这说明俄罗斯和这四国的贸易往来非常密切。但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在近几年有所下降，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对俄罗斯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俄罗斯对中国出口以资源密集型为主，双方贸易缺乏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导致贸易失衡，另外俄罗斯近年来不断发展贸易伙伴，和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盟的贸易往来有所提高。但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欧对俄罗斯采取经济制裁，使俄经济面临衰退，这也促使俄罗斯贸易合作重心有所转移，未来中国和俄罗斯的贸易合作仍有潜力。最后，从贸易互补性来看，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互补指数普遍较高，均高于0.5。中国与各国的贸易互补性指数较高，其中与吉俄塔乌四国的贸易互补性均大于1，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互补性也接近1，这说明中国与区域内的国家的贸易互补性较强。通过以上三个层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上合组织的主要成员国间的贸易往来较为密切，且具备一定的贸易互补性，这为上合组织自贸区的建立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二，关于研究方法和模拟方案。采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它通过构建涉及各国各地区生产、消费等行为的子模型，形成一个多国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模型涉及到跨国资本流动、资本积累及投资的预期理论，时间受外生变化与政策冲击的影响，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在国内可以充分自由流动，而土地是不完全流动。采用V7版数据库，基于2004年的社会核算矩阵建立的，包括113个国家和57种商品，、将数据库加总为10个汇总区域和7个产品部门，区域包括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和巴基斯坦，产品部门包括农业、矿产与资源、加工食品、纺织品、制造业、汽车运输及零部件以及服务业。在分析的时候重点关注三个方面：一是自贸区对各国家（地区）宏观经济的影响；二是自贸区对各国家（地区）贸易进出口的影响；三是自贸区对各国家（地区）各行业产出的影响。第一阶段，基准情景模拟，根据递推动态思想，采用时间序列的经济计量模型对GTAP的外生变量，人口、劳动力（熟练劳动力、非熟练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进行数据递推，同时假设所有国家现行政策将持续执行，采用历史闭合对GTAP7的2004基年数据升级到2015年。
第二阶段，政策模拟，选择关税作为冲击变量, 不考虑技术壁垒和其他非关税壁垒,假设上合组织自贸区成立后所有可贸易商品的关税降为零。自贸区的成员国对其他非成员的关税壁垒保持不变,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关税壁垒保持不变，且本国所有要素（除土地）可以在行业间自由流动，但不能跨国界流动。最后得出结果，并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其一，自贸区对各国家（地区）宏观经济的影响：在GDP总量方面，自贸区建成后，其成员国的GDP总量将平均增加0.08%左右，而非上合组织成员国将下降0.03%上下；在进出口方面，可以从模拟结果中观察到上合组织自贸区显著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非上合组织成员国则均有下降；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出口和进口额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且涨幅显著高于非上合组织成员国的降幅，其中吉尔吉斯斯坦的进出口增加幅度最高，出口提高4.42%，进口提高4.07%。；在社会福利方面，随着上合组织自贸区的成立，上合组织成员国在社会福利上均有所增加，而非上合组织成员国则均有明显下降。其二，自贸区对各国家（地区）行业进出口的影响：在自贸区成立后，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各行业平均出口增幅上均为正，而非上合组织成员国均为负。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部分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其缺乏比较优势的行业增幅为负，二是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支柱产业矿产与资源的出口增幅在自贸区成立后不增反降，其三是几乎所有上合组织自贸区成员国服务业的出口均有所下降；在进口方面，随着上合组织自贸区的运转，各行业均产生了明显的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效应：上合组织成员国进口额增幅显著提高，而非成员国进口额增幅全部为负。其三，自贸区对各国家（地区）行业产出的影响：在自贸区成立之后，对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的产出有正向的影响。这说明各成员国可以更好的发挥其比较优势行业，加强专业化生产。同时，成员国的部分产业发生贸易模式的转变，部分行业的贸易模式将会在一定程度上从“本国生产，出口外国”转变为“从外国进口，出口第三国”，从而使模拟结果呈现出行业产出下降，出口增长的现象。
从总体上说，上合组织自贸区的建立，能够产生明显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对促进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改善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上合组织自贸区的成立，会对经济规模较小，工业体系不完备的成员国经济产生负面作用；同时对各成员国国内的部分产业部门也将产生一定的经济、社会冲击。这些都是在上合组织自贸区运行过程中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同时，在建立自贸区的过程中，贸易政策的制定需要循序渐进，把已确立的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措施落实到位，可以按照从点到线再到面的路线开展经济合作。组建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不仅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成员国共同利益，也是本地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的重要途径，对各方而言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区域内各国间经济上的密切性和互补性以及地理上的紧密联系为组建自由贸易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良好条件，是自由贸易区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基础。各国政府应当本着共同利益的一致原则，积极参与到组建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中来，努力为区域经济共同发展作出贡献。
发言人3： 余文越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主题：“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对中东欧投资的主要优势及障碍分析
第一，中东欧国家的特点。从中东欧国家的产业结构层面可将中东欧16国分为“工业主导型国家”和“以农业和服务业主导型国家”。 “工业主导型国家”主要指具有一定的工业产业基础，且在工业领域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国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国。“以农业和服务业主导型国家”主要指在工业领域基础相对薄弱、且农业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农业和旅游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较大的国家，包括克罗地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山、波黑 、阿尔巴尼亚、拉脱维亚等国。冷战结束后，这些国家受到来自大国的影响和威胁，所以以波兰为首的大部分国家相继加入了北约，但是由于其自身发展的限制，其在北约中地位较低，并且技术水平相对落后，采矿、冶金等重工业发达，轻工业体系薄弱，产业结构单一，由于中东欧国家处于中纬度地区，而且靠近地中海，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中海气候，其盛产琥珀，蜂蜜和葡萄酒以及绿色食品，而随着其食品的大量出口，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但是由于科技发展的限制，其大部分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较差。面对二十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中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发生颠覆性转变，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经过长达二十多年的发展与摸索，中东欧国家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脱离了低效率低产出的中央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体制在逐步完善。现有经济体制有如下特点：私有经济已居主导地位、经济决策的分散化。
、资源配置实现了市场化、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得以建立。
第二，我国在中东国家投资的特点。与毗邻于中东欧国家的“核心欧盟国家”比较，中国在中东欧的投资起步时间晚，投资比重低，但仍有着自身的特点。其一，重视整体投资与市场迁移。基于中东欧的地理位置优势还有劳动力水平，部分中东欧国家例如波兰爱沙尼亚还有毗邻中东欧的希腊港口起着“承接跳板”的作用，投资者先是用融资并购等方法将基础设施、服务业、农产品等驻扎在中东欧，通过跳板，然后进入欧洲大市场，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争取达到“标准化”，从而实现在欧洲市场内的循环。其二，出现一系列具有特色的产业投资。中国目前在中东欧的特色投资产业的投资方向是在我国的技术人力和多年累积的优势并结合当地的需求而开展的，现在已基本成型。投资产业已涵盖基础设施建设、通信技术建设、技术投资以及机械制造与加工等。其三，从点到面的投资模式。中国先通过与一些国家合作，再逐步扩大合作范围。中国选择波兰匈牙利等综合实力均衡的国家进行突破，投资一些机械、通讯、房地产、矿产开发等，让重点投资带动对整个中东欧区域的投资。其四，文化软实力的环境得到加强。作为中国政府，在推动中国与中东欧文化交流的同时不忘组织各种论坛以及派遣团，加强文化的沟通；设立基金组织推动双方的相互了解。
第三，我国在中东欧投资的主要优势及瓶颈障碍。我国在中东欧投资的主要优势包括：一、良好的地缘优势。中东欧国家地处东西欧交汇处，多条国际公路贯穿其间，可辐射整个欧洲大陆，特别是中欧地区素有“欧洲工厂”之称，其是“一带一路”战略走出中国，走进欧洲的重要媒介。二、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优势。随着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进程的进一步深入，其在港口、公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存在大量的需求缺口，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而我国在改革开放近40年的时间里，培育了大量有着先进技术和丰富经验的基建企业。三、“一带一路”下新的投融资政策。为了促进我国与中东欧的合作，我国于2014年11月宣布出资400亿美元的“丝绸基金”，旨在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中东欧国家开展合作提供有力的投融资支持。在上述资金带动下，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可以通过现有的融资基础，加上充分市场化的条件，创造出新的融资方式，为我国对外投资提供便利。四、人民币国际汇兑环境的改善。亚投行、金砖银行的建设方便了人民币外币兑换，为我国中东欧投资创造了便利。同时，“一带一路”有望加速中国投资“走出去”步伐，深化人民币的国际化。五、与欧盟的长期良好伙伴关系。在中东欧16个国家中，有11个国家是欧盟成员国，随着欧盟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欧盟的关系对我国同中东欧的有着巨大的影响。近年来，我国与欧盟各国的关系发展顺利，贸易往来日益密切，并且逐步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六、与中东欧国家间的互补。我国与中东欧之间存在的资源禀赋差异、贸易互补和需求的互补为“一带一路”的发展提供平台。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中东欧是新兴市场国家的集中地带。我国可以为中东欧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和成熟的技术，从而促进我国优秀的制造业走出国门，建立世界市场。而且，随着我国人口的增长，我国对中东欧国家的农场品以及特色产品有着巨大的市场。这样可以是我国和中东欧国家互通有无，满足双方市场需要。七、中东欧经济发展对外资的需求。中东欧国家自身的经济和贸易的迅速发展意味着中东欧国家需要接受大量的外来投资。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对对外贸易的依靠处于稳步增长之中，随着其GDP的不断增长，中东欧国家对于外来投资需求量会不断增大，从而为我国创造进一步投资中东欧国家的机会。关于我国与中东欧合作的瓶颈障碍。一是双方合作基础不够坚实，二是中国投资者面临与投资国利益共享问题，三是历史遗留问题仍待解决，四是中东欧国家之间仍存在一些问题，五是我国在中东欧投资经验缺乏。
第四，发挥优势克服瓶颈确保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策略和措施。一是加强双方商品文化交流。可以多举办一些和中东欧地区之间的商品文化交流活动，促进双方了解。二是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通过亚投行，进一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亚投行的建立和不断扩大的国际影响，尤其是亚投行在欧盟国家的影响，是我国扩大在中东欧国家投资的一个重要机会。三是政府指导建立中东欧专门贸易机构。我国可以建立有关投资中东欧的专门贸易机构，如中东欧商会等等。建立有关中东欧投资的专门机构，来处理有关与中东欧的投资贸易纠纷，并且给予投资者一些制度和习惯的资讯，这样可以减少争端，保证投资者资金安全，再配合一带一路的政策从而扩大我国对于中东欧地区的投资。四是政府出台相关支持政策。我国可以指定一些有关投资中东欧国家的支持性的政策，鼓励并引导中东欧投资者与当地人民合理的进行利益分配，共享投资利益。通过出台相关优惠政策，我国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发现并寻找中东欧的投资机会，同时也可以在保证我国企业的利益基础上也更多的注意投资利益的分配问题。
发言人4：孙盛囡 上海市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
主题：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日本的中亚外交
第一，中亚地区的重要性。就中亚地区而言，贯通欧亚大陆，自然资源丰富，其自身的地理优势十分明显。但是，其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似乎显得更为重要。首先，中亚各国自身的经济、军事实力较为薄弱，因此，该地区的形势更容易受到其周边国形势变化的影响。此外，由于中亚地区地处特殊的地理位置，对该区域抱有浓厚兴趣的国家数量众多，其中，包括美国、俄罗斯，中国，乃至日本、印度、伊朗、韩国等国家。当各国力量在该地区产生碰撞时，将会在极大程度上左右该地域的形势走向。因此，无论是从该地区自身的角度而言，还是从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来看，中亚地区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意义。正因为如此，它才吸引了世界众多国家的目光，使得该地区的形势变得纷繁复杂。
第二，中亚地区的周边国际形势。1997年以来，面对苏联解体，经济混乱所带来的冲击，中亚各国对内不断推进新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构建，对外不断寻求新的合作伙伴。与此同时，包括日本在内的多个国家也在不断寻求与中亚的接触。中亚地区周边的国际环境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在中亚地区，存在着来自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等多国力量的较量。当今国际政治中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无疑是美国。尽管美国距离中亚地区十分遥远，却依然凭借其巨大的影响力，在中亚地区投下了浓重的一笔。除了美国，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俄罗斯历来视中亚为南部安全屏障，是其战略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依存度很高。此外，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日益增强。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同年六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此为契机，中国与中亚各国的贸易往来变得频繁，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影响进一步加深。
第三，日本的中亚政策。日本的中亚政策可以追溯到1997年。在1997年之前，日本和中亚各国的关系仅限于“经济援助”形式下的商业能源往来。到了1997年，日本当局意识到，作为确保冷战后的东北亚局势稳的重要一环，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积极应对中国崛起，变得十分重要。并进一步认识到了中亚的重要战略地位以及日本作为一个亚洲国家应该在欧亚大陆发挥积极作用。1997年7月24日，桥本龙太郎首相在经济同友会发表了题为《今后我国外交政策的理想状态——对俄外交为中心》的演说，提出“亚欧大陆外交”战略。在这一战略下，日本与中亚各国的双边外交进程取得快速进展。1999年5月的小渊内阁时期，外相高村正彦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与阿塞拜疆。作为在高加索地区日本的首个驻外使馆，驻阿塞拜疆大使馆在2000年1月开馆。但是，1998年7月，作为实施在经济同友会演说中提出的“丝绸之路外交”的一环，为中止塔吉克斯坦内战实现和平，日本政府派遣的联合国监视团政治观察员秋野丰遭到暗杀，给“丝绸之路外交”蒙上了一层阴影。从2001年开始，在日本国会不断出现对日本中亚外交的批判之声，认为“日本的中亚外交严重滞后”、“日本对中亚不够了解”、“日本在中亚的存在感远不如中国、韩国”。针对这一质疑，2004年8月，日本外长川口顺子出访乌、哈、塔、吉中亚四国，在世界经济外交大学发表政策演说，提出建立“中亚+日本”对话机制，确立了日本同中亚国家交往的三项基本原则，即“尊重多样性”、“竞争与协调”、“开放型合作”，标志着日本同中亚国家的交往开始朝着常态化、多变化和全方位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一对话机制下，日本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往来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13年1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国会讲演时提出，“外交，不是要单纯盯着周边诸国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要像看着地球仪那般地俯瞰全世界”。可以说，“地球仪外交”是安倍创造的一种外交模式，它主要是指一国政要对多国进行外交访问的模式，这种外交形式是一种国家政治经济成长的长期战略。从安倍晋三开始倡导“地球仪外交”到2014年11月参加APEC北京峰会，在不到23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出访了50个国家。在安倍的“地球仪外交”理念中，中亚，也占据着一席之地。在2013年秋季的国会答辩中安倍表现出早日访问中亚的意愿，他当时说：“中亚各国拥有丰富资源，对日本也抱有较高期待。在地理和战略上都具有重要意义。”2015年10月，安倍晋三对蒙古及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五国进行了访问，被外界视为其“地球仪外交”的一部分。
发言人5：韦进深 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主题：海外工业园区：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东欧国家发展战略
关于中国在中东欧地区海外工业园区建设的现状与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民营企业就开始推动以境外开发区的方式探索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生存和发展之路。1999年4月，海尔在美国南卡州建立工业园，园区占地700亩，成为中国海外工业园区建设的先行者。随着我国加入WTO，中国企业的海外行为日益增多。随着一路一带战略倡议的提出，2015年3月，经国务院授权，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提出要“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鼓励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16 + 1 合作”在多个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15年，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发展，促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方位、均衡发展，中国与中东欧16国共同发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在规划中的“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中，明确提出了“鼓励和支持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加强产业园区和自由经济区合作，深化产业链合作。”这表明，建设海外工业园区，将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产能合作的主要内容。 中国在中东欧地区海外工业园区的建设过程中，呈现了如下特点：其一，工业园区采取了“政府推动、企业经营和市场化导向”的运作模式，是一种政府扶持下的企业海外投资行为。其二，从投资的企业看，主导企业大多数是国内经济实力较强并具有一定海外投资和国际经营经验的企业。其三，从投资的行业看，主要集中在传统的能源、资源、农业、轻工、冶炼、电子等领域。
关于中国在中东欧地区海外工业园区建设的优势和问题。海外工业园区是我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探索出的经营方式，有利于发挥企业的群体优势，也有利于政府给予相关政策扶持。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从理论上看，是一个较为理想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接沿线国家发展的路径选择。中国在中东欧地区建设海外工业园区，其优势如下：第一，海外工业园区以政府的支持为后盾，避免了单个企业实力弱小的风险。第二，集群方式“走出去”能够发挥集群效应。第三，海外工业园区能够规避贸易摩擦和争端，顺应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大趋势。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第一，海外工业园区的建设方式是一次性投入，再逐步招商，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风险。第二，中东欧国家具有较大差异性，尤其是巴尔干国家市场尚不成熟，投资风险较大。一些国家国内的经济环境、基础设施环境、制度环境、信用环境等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这些问题都会在一定程度上给投资增加风险。且这些国家国内需求有限，出口相关辅助产业不足，都会对产品的销售造成障碍，形成投资风险。第三，工业园区的定位尚有不明确之处。从中国建设海外工业园区的实践看，一些园区对于产业的选择以及未来的规划不十分明确，同时还存在定位过高，产业选择过杂的现象。例如很多合作区的规划都是将其打造成一个集商贸、物流、服务、休闲等一体化的全能区域，这样的规划虽然非常美好，但往往会忽视东道国的国情和需要。第四，双边贸易合作中存在某些偏见和误解，影响着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合作的长远发展。第五，园区企业生产中产生的环境保护问题。整体来看，中国在中东欧地区已建或在建的园区选址环境较好，配套设施一流。园区周边地区无大型工业企业，大气、水域环境质量良好。中东欧国家对环境保护意识较高，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
关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建设工业园区的建议和对策。海外工业园区是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一种模式，受到了我国政府和东道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也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很好途径和形式，具有很多的优势。但与此同时，也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政府和企业在果断推进的过程中，也都需要谨慎分析和慎重行动。对于政府而言，在海外工业园区的建设中，政府的作用主要在扶持和服务两个方面，努力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走出去”环境以及融资上的支持，争取东道国政府更多的政策优惠以及为企业提供对外投资的公共物品，以及对企业的行为进行一定的指导和监督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政府应提供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公共物品。另一方面，执行好审查和监督职能。对企业而言，到国外投资将会面临一个全新和不同的经营环境和习惯，同时也会大大增加投资风险，所以应该要慎重行事，在考虑到国外投资环境和要素禀赋的基础上，再根据自身企业的特点和需要，在充分可行性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是否“走出去”。具体说来，企业应该重点注意做好以下工作：第一，做好项目的可行性分析与调研。估算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和收益，充分考虑各种可能的风险，分析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第二，利用好国内和国外政府的平台，争取尽可能多的政策优惠。企业一旦决定投资后，要利用好我国政府所搭建的良好平台和政策扶持，同时也要处理好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争取更多的优惠。第三，重视本地化工作。海外工业园区是在国外生产和经营，必须得到本地的支持和帮助，才能成功运行，所以做好本土化工作至关重要。第四，重视跨国经营人才培养。人才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资源，中国企业要想真正“走出去”，就需要引进具有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技能，并且了解东道国国内情况，又具备跨国经营素质的人才。
在各位报告人主题发言后，与会的各位教师和研究生也就发言主题和内容进行了积极提问和讨论，气氛十分热烈。最后，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会长范军教授对此次研讨会做了十分精彩的总结，宣布了第七届青年学术论坛的获奖名单，并向各位获奖者表示祝贺。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的领导和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贝文力为各位获奖者颁奖。
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
学会秘书处：薛剑波
2016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