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6日，由我校主办，学校“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关系与合作高等研究院、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上海市法学会联合承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与上海“一带一路”桥头堡建设高级研讨会在古北校区隆重举行。会议上午举行了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一带一路”国家经贸关系与合作高等研究院揭牌仪式，并且与会专家就相关问题作出了报告。会议下午分为两个分论坛，分别是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一带一路”桥头堡建设中的作用研讨会、中国进口博览会法律问题研讨会。
上午揭牌仪式结束后，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我校杰出校友周汉民教授做出主旨报告。他指出，研讨会就是探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伟大历史进程中上海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地位和作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他的主旨演讲中有三个主要观点：一、上海举办中国进口商品博览会是再一次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将进一步深刻改变中国，进一步深刻影响世界；二、“一带一路”不是中国去规划世界，而是中国去融入世界。上海在这个历史交汇点上承载国家自贸区建设、科创中心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任务，使命是光荣的。三、进口博览会是促进“一带一路”实现“五通”的平台，特别是成为民心相通的平台。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申卫华在致辞中阐述了上海承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重要意义，从招展、招商、论坛筹备、城市保障、一站式交易服务五个方面介绍了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各项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他指出，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为上海的建设和发展带来很强的直接效应、带动效应和溢出效应，是推动上海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最好载体，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共同为进口博览会办成国际一流博览会献计献策，共谋发展。
清华大学“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史志钦教授上午的发言指出，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建设有序推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国各高校和智库也在这一领域开展研究工作，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咨询。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开展，有许多新问题需要广大学者去研究和解决。如何把“一带一路”建设打造成为一个国际合作的共赢平台，以此作为一个抓手和载体，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任重而道远。
上海市高校知识服务平台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姚为群教授主持分论坛：上海如何发挥“一带一路”桥头堡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主任刘作奎研究员指出，无论是“一带一路”桥头堡建设，还有其他方面的建设，都要突出重点，以点带面。上海桥头堡作用在于经贸与投资合作，尤其是以国际进口博览会为契机做好对外经贸合作的时候还是要突出它的双边性，但是不是都以双主为主，要与多边做配合。
上海金融法院今年8月份要成立了。上海金融法院这样一个很好的法律机构，将来是大有可为的。借助成立上海金融法院，上海在促进金融规范，金融合作这块可以发挥很好的桥头堡作用。上海市2017年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占全市进出口贸易总额20.7%，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合同外资达到10亿美元，增长8.3%。与此同时，近年来上海市涉金融案件数量快速增长，从2013年到2017年平均每年增长51%。去年受理一审的金融商事案件达到17.9万件，如何进一步提高金融审判的专业化水平，促进法律统一适用，提升金融审判质量和效率，这是8月份上海金融法院设立的前提和背景。上海可以参照国际机构的做法，吸引国际金融机构有实践经验的人，来做好这方面的人才储备的工作。另外，经贸类高校可以成立相应的系或者成立相应的培训点，逐步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上海金融法院在方案实施过程中，还需要征求各界的意见。因为现在为止在国际上很少有，上海可以参考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中心的模式。
国家商务部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新信息与技术研究部副部长尚庆琛博士从服务外包的角度与大家交流。首先，介绍服务外包全球目前的发展情况和趋势。2016年全球服务外包市场规模大概是1.4万亿美元，增长速度在2.8%，主要包含ITO、BPO、研发外包三个板块，其中，ITO占主导地位，研发外包占比19.3%，但是增速最快，2016年增速为3.5%。离岸服务外包的市场，即跨国的外包市场，2016年的规模是2128亿美元左右，在全球市场占比接近15%，但是增速达6.9%，所以说增速还是很快的。现在很多人有误解，觉得跨国公司把低端业务外包到印度、中国、菲律宾等国，利用简单的劳动力。但实际上，现在跨国公司更多关注是智力资源的利用，利用各国家优秀的人才，提升竞争力。
主要发包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我们分成三个板块，第一个是美洲板块，大概占IT服务市场的51.7%，占离岸市场三分之二，发包国主要是美国。2016年增长比较快的发包行业是金融、医疗健康、商业服务等。其中，一些行业出现发包规模下降，2016年达到发包规模近十年来的最低点，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部分国家的政策对于业务回流的影响。第二是欧洲、中东欧板块，占30%左右的份额。2016年增长比较快的行业是电信和媒体，但是比重有小幅下降。第三块个板块是亚洲区域，新兴市场，增长很快，其中，制造业增长非常快，可见，服务业和制造业是互相联系的，事实上，现在很多跨国公司把制造中心放到亚太区，所以服务业制造发包也在明显增长。
主要的接包量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发达国家也有，这里有七个主要的国家。其中，印度是目前接包量最大的国家。从2000年开始，很多欧美企业把计算机程序修改外包到印度，使他们有快速增长。印度作为英国殖民地，语言和文化上对于承接欧美的服务外包有很大的优势，包括现在很多印度人在一些欧美的企业在高管的位置，也为他接欧美公司的包提供便利。2016年，印度的整个外包产值达1540亿美元，增长8%。离岸业务达1170亿美元，占印度服务出口额47%。服务外包在印度有很重要的位置，现在在印度有企业超过16000家，直接就业岗位386万个。现在不仅在印度有服务中心，它也在扩张，现在也在其他国家设立交付中心，现在设立的680多个交付中心，也雇佣了很多员工。中国开始对服务外包这个产业进行关注和推动，源自2009年商务部实施一个工程，旨在建立十个服务外包的示范基地城市，引入一百家全球知名大企业建立我国服务外包服务中心，培育1000家可以承接国际离岸业务大中型企业。近十年来我国出台了很多政策，做了很多工作，专门针对服务外包和设计外包有三十多项政策支持发展。根据快报的数据，到2017年，我国服务外包合同制金额达到1261亿美元的规模，增长率18%。离岸业务占60%以上。目前有四万多家外包企业，900多
从业人员。从结构来看，IT占主导地位（49%），研发比重达到32%。全球其他主要接包国是菲律宾、马来西亚、波兰、爱尔兰、墨西哥。
国际服务外包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趋势。一是驱动，服务外包的因素发生变化，一开始跨国公司的考虑是节约成本，降低成本、发包业务。但现在更多通过专业化服务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以获取更大的价值和效益。发包的业务由一开始非常边远的数据录入、处理、呼叫，现在慢慢往医药研发、工程设计等其他环节不断拓展。与行业技术结合更加紧密，在整个IT项目周期里面做业务需求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在整个生命周期占的比重也非常大。因此，要加强对行业的了解。二是技术与技术的结合，包括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是经济非常重要的引擎。发包方和接包方都愿意做技术的投入，做技术更新、数字化转型，帮助它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三是一些新的模式和业态不断涌现，例如，以前的定价可能更多考虑人头费或者项目的服务费，但是现在很多接发包双方通过合作的关系实行分成。四是竞争更加激烈。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对这块都非常关注。五是多元采购，例如，供应商把一部分业务放在中国，一部分业务放在英国、欧洲，也是能够分担风险，获得各国优质智力的支持。
对于“一带一路”服务外包方面的思考。优化我国服务外包区域发展格局，通过一轮新的国际产业转移，带动我国中西部贸易的发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完善他们的产业结构，通过服务外包的嵌入，帮助他们创新。对上海而言，东南亚国家现在是“一带一路”比较成熟的市场，增长比较快的领域是西亚北非。我们应该在服务外包领域，与“一带一路”国家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上海可以做的工作包括倡导产业相关标准的统一互认，加强双边、多边谈判中对服务外包发展的扶持，加大对外援助项目合作项目，建立合作示范区，提供金融支持，加强国际的服务和交流。
上海财经大学兰宜生教授的发言指出，我国应该与“一带一路”国家有一定的错位发展，以便双方扩大合作空间。我国的贸易政策要重视与我国的贸易地位进行协调。我国是经济大国、贸易大国、人口大国、互联网大国，因此我国制定的对内对外政策必须注意其在世界的接受性。
我校美国研究中心主任陈晓静教授的发言指出，中国商业银行以银团贷款、出口信贷、项目融资等传统方式为“一带一路”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但是与此同时也面临合规和反洗钱、信用风险、融资约束与投资回报风险、税收风险等风险。为了更好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我们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同时，中国商业银行要借鉴国际风险监管的经验，加强风险控制。
上海市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教授的发言指出，进口博览会是中国整个对外开放新格局当中的重要举措，它和“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经济全球化，改善和加强全球治理，推进中国话语权等外交理念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进口博览会与“一带一路”都是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举措，战略上两者都承担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功能，但是中国进口博览会不能被简单理解为“一带一路”的抓手。“一带一路”是中国在未来对外合作外交拓展的核心区域，也是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战略的重要抓手，是推动中国对外开放区域格局更加平衡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内容，甚至是国内经济增长未来潜力的重要来源，产能合作表示着潜在的“一带一路”区域是我们未来的相应的产能可以有更好的市场前景的区域。
中国贸易政策现在已经需要转型，我们现在已经提出了进出口并重，平衡发展的这样一个目标。中国进口博览会主要是树立“中国不仅仅是注重出口，不刻意追求贸易税差，同时也欢迎进口”的形象，是继续对外扩大形象的重要的展示。进口博览会不仅面向“一带一路”国家，而且面向欧美国家。进口博览会要和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密切联系。上海已经建立了技术的跨境国际贸易平台，但是影响力和作用很小，希望通过进口博览会将来把进口博览会的技术进口这块能够做强做大。
我校金融学院院长凌婕教授、上海海事大学上海航运研究中心秘书长张婕姝教授、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外贸发展处尤永生处长对这个分论坛的发言进行点评。我校金融学院院长凌婕教授点评。首先，从宏观角度看，这些重大项目建设过程中，除了面临我们经常提到的国际投资中的政治风险之外，可能还要更多的关注商业银行“走出去”对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产业布局战略的服务。因为现在人民币的不可自由兑换，使得很多对外投资有洗钱的嫌疑，也可能偏离产业布局战略。第二，从微观角度看，利用一些定量分析的工具分析商业银行的微观风险，除了信用之外，巴塞尔协议当中提到的操作风险、经营风险，可能对于商业银行“走出去”也是需要关注的重要风险。第三，中国商业银行“走出去”有一些特别的风险。例如，我国商业银行对市场化环境的适应性需要更多的关注，与伊斯兰金融等当地金融系统的融合。上海海事大学上海航运研究中心秘书长张婕姝教授点评。第一，我国贸易政策调整有助于进出口贸易平衡。第二，要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第三，把握国际服务外包发展趋势，积极参与接包和发包，提高中国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地位，提高国际竞争力。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外贸发展处尤永生处长点评。第一，要完善货物贸易的顶层制度框架的设计。我国货物贸易大而不强的特点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目前中国是贸易救济调查，全球遭受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目标国。中国货物贸易下一步往哪个方向走，从中央到地方领导都是非常关心。中国进出口贸易量对于国际商品价格的影响不容忽视，应该关注中国的大国贸易地位与贸易政策。第二，上海的货物贸易发展到今天，很多跨国公司把贸易总部放到上海，但是有些贸易功能实际上也没有办法实现。这就要求我们的贸易政策如何补齐短板，完善贸易功能，中央最新提出的目标是建设贸易强国，这是针对我们货物贸易这块在全球的地位和大国地位不相称的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指标。第三，政府要推进智库建设。智库建设要更接地气。
我校国际经贸研究所副所长尚宇红教授主持分论坛：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一带一路”桥头堡建设中的作用研讨会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王玉柱副研究员的发言指出，上海作为“一带一路”桥头堡有三大功能：一是围绕之前我们提出的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二是服务长三角，把我们从“十八大”以来的一些区域发展规划，包括“一带一路”倡议里面的愿景与行动纳入进来，因此我们的方案怎么落实还是有一些难点。三是提出能聚集、能服务、能带动、能支撑、能保障，这一点是我们强调枢纽作用的特征非常明显。目前，上海能做实的是自贸区和自由港，它总体是纳入商事制度改革，还有行政的放权，上市流程的简化，还有科创中心。
上海自贸区作为一个主体，应该探索与国外金融市场甚至金融监管部门进行制度对接。上海自贸港的产业发展应该从产业链布局的角度，做一个产业甄别。目前，我国的博览会分国家展和企业展，未来长久发挥作用，还是需要国家的产品、文化通过宣传深入人心。上海探索金融开放的三个路径：一是人民币跨境支付和清算中心，还有碳能源，多边金融机构。二是同步交收系统。三是吸聚“一带一路”单边和多边金融机构。
我校全球气候变化与绿色经贸研究中心主任张翼飞教授的发言指出，我们要根据环保部的要求提出一些发展绿色贸易的对策。中国在跟“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往来中重视产品的绿色化，包括我们要建立绿色贸易壁垒的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
我校统计与信息学院周昀副教授的发言指出，我校编制的中国进口贸易指数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金砖国家，目前贸易指数包含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中国进口贸易指数系列包括五个核心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贸易活力、贸易潜力、贸易阻力和贸易信心。以金砖国家为例选取进口贸易指数，巴西基本上是这四个国家当中处于第一的位置，而且季节波动也是比较明显的，经过我们的分析发现导致它产生一个季节波动的原因是一些农作物的季节特征导致的。从进口贸易信心指数可见，中国商户和外国商户对于我们进口博览会的进口贸易信心是比较高的，而且外国商户的进口信心比我们中国商户对进口博览会的信心更高一些。根据一些指标绘制国家画像，我们发现中国从巴西的进口市场占有率排名是比较靠前的，大概都是第一的位置，中国和俄罗斯是进口贸易相似性会比较好，大概排在第一的位置。根据货物贸易的画像，我们发现中国在巴西和南非进口的动物产品比较多，谷物产品南非比较高。根据服务贸易的画像，我们发现中国IT行业的服务贸易发展与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差距。
因为金砖国家的资源禀赋差异，所以它为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金砖国家如果想扩大中国的市场份额的话，仍需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如果扩大高端设备的进口，我们还是要更多依赖欧美发达国家。金砖国家应该与“一带一路”倡议做一个有效的对接，因为中国既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也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成员国，如果这两个机制有效对接，对于我们新兴国家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上海大学沈瑶教授和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毕玉江教授对这一分论坛进行点评。
上海大学沈瑶教授点评：进口博览会和“一带一路”倡议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研究空间。我们看到中国转变贸易发展战略，注重进出口贸易平衡。关于进口博览会，我觉得从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更多注意它的溢出效应。进口博览会除了能够客观上或者能够起到一种进出口的平衡，而且也会有利于我们推广“一带一路”倡议。我也希望进口博览会的溢出效应更长远一点，或者获得更多重视，使它成为推动我国经济体制和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一个契机。我们开展“一带一路”研究，要尽量具体，而且扎实。没有非常扎实的研究，实际上我们就不能为国家，更不能为企业提供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毕玉江教授点评：首先，关于进口博览会，这是第一次开创性提出以主动进口命名的博览会，因此在贸易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我们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管是贸易，还是投资，在落实的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国际化的规则意识，将规则意识融入到“一带一路”的落地政策。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政策透明度，给别人可以预期的东西。我们在推进过程当中能够让沿线国家确实感觉到这是一个旨在共同发展的战略，而不是我们来利用别人的资源。
我校法学院院长倪受彬主持分论坛：中国进口博览会法律问题研讨会
上海市法学会专职副会长施伟东会长从两方面对本次研讨会主题发表体会。第一，清醒地认知中国的责任和担当，全力支持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目前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为世界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为世界贸易发展带来更多冲击与考验。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的演讲中提出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作为大国，主动向全球开放市场，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推进世界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这体现了中国的责任与担当。法律界应当全力支持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这一贸易洽谈会的召开。更重要的是，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今年中国主场外交的收官之战。上海作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举办地，是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平台。今天的研讨会是一个开始，未来法学家应为博览会持续进行下去提供高端的法律智库支持。第二，充分履行法学法律人的使命，为更美好的世界，更美好的未来，为“一带一路”走出去，为包括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各项国家战略实施提供可靠的法律服务。中国已经走出独特的发展道路，法学法律学界应当跟进改革开放的发展步伐，在未来完成中国法的构建。施会长建议，在对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研究中，应更多地考虑如何对相关法律主体赋能，使其发展得更好，使得法律授予的权利不被滥用，不改变原来既定的目标。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旅游学院院长、教授全华作题为“上海进口博览会可持续发展探讨”报告全教授从会展与旅游角度对上海进口博览会的可持续发展进行探讨。他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上海进口博览会可持续发展的背景和趋势。在国际层面，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贸易规则、国家政策成为保护国民便捷购买较低价格、较高质量物品的工具，会展旅游成为重要渠道。在国内层面，中国人均GDP达到8280美元，进入中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转向服务经济；2017年展览达到13264万㎡，会展直接产值6297亿元。在会展层面，根据2017年《中外会展业动态评估研究报告》，上海、北京、广州等多个城市名列前茅。
接着，全教授从会展与城市的关系层面探讨上海进口博览会的可持续发展。会展是指会议、展览、大型活动等集体性活动的简称。会展发展历程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会展规模与品牌是城市实力晴雨表。会展经济的发展与一个城市产业结构、区位优势、开放和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服务贸易发达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而且，全教授以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旅游学院发展历程为例说明会展可持续发展与教育有着密切联系。
最后，全教授从3个方面提出进口博览会应注意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国家形象的维护。应防止进口博览会变成地摊货销售，争取代表国家平台的品牌展商、展品。第二个问题是知识产权的保护。他指出，由于存在展会品牌仿冒（嘉定汽车展与上海车展同期招商）；展位设计模仿、展品（技术、包装、品牌）模仿等现象，法国一些展会禁止中国展商参加。第三个问题是避免价格歧视现象的出现。
上海申迪(集团)有限公司总监、原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法律事务部副部长邱一川作了题为“世博会法治建设对中博会的启示与借鉴”的报告。作为参加了世博会8年筹办全过程的“世博人”，邱博士总结了上海世博会的法治建设探索心得。世博会坚持依法办博的理念，运用多维度的规则创建对各主体间的权利义务的边界进行划分，对知识产权进行全方位的保护，确定了多元的纠纷化解机制。 世博会的这些法治建设探索对中博会的筹办具有借鉴和启示：首先要准确定位中博会的性质，由于中博会参展主体具有多重性，在国家参展的性质认定上，要注意在合同上突出商业性与法律性，在执行中注重外交渠道、慎用法律措施。邱博士对中博会的法务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第一，需要完善参展规则建设，在有限的《参展合同》基础上通过滚动更新的指引性文件形成完整的参展规则。第二，主办方需要重视与政府部门的协调，共同为参展国家和参展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第三，重视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保护对象要覆盖组织者、参展者以及第三方。第四，构筑多元的纠纷化解体系，让参展者有处可申。邱博士认为国际社会的积极广泛参与、对中国进口贸易的促进以及参展商和观众的积极评价和获得感都是评价中博会成功的标准，而严整的中博会法治建设将成为实现这些标准的奠基石。
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倪建林作题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与进口博览会”报告倪律师首先介绍其报告的内容涉及3个问题的探讨：第一，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的困境；第二，多边贸易体制困境产生的原因；第三，应对多边贸易体制困境的方法。
关于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的困境，倪律师提到4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多哈回合谈判2001年启动至今没有结束。WTO的主要功能之一是通过贸易谈判，减少贸易壁垒，使得贸易自由化。但16年间WTO除了达成《贸易便利化措施协议》外，未做出其他重大贡献。第二方面，WTO上诉机构成员任命遭冻结，争端解决机制受到挑战。目前WTO 7名法官中只剩下4名法官，而且其中一名法官任期将到期，这将极可能造成WTO争端解决机制处于瘫痪状态。第三方面，美国发起201保障措施、国家安全232调查和针对中国的301调查，单边主义挑战多边磋商。倪律师以国际安全232调查为例，说明美国以国家安全例外为理由，如由于钢、铝被用于军舰制造，因此可以合法加重该类产品关税。这一做法对WTO降低关税原则提起挑战。第四方面，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趋势明显。英国脱欧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举措都体现着反全球化的趋势。
针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现象，倪律师对其产生原因做出了深入的分析。第一，贸易不平衡问题的产生。倪律师通过分析2006-2017中美进出口贸易数据，指出中国对美国进出口贸易顺差在不断增大。并且他指出，由于美国占中国出口金额的份额远大于其他国家，中国无法忽视美国市场的重要性。第二，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第三，美国高举公平贸易大旗。美国认为现阶段公平贸易重要性应大于自由贸易，美国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接受政府补贴，使其竞争力增强的做法属于不公平竞争。第四，“一带一路”倡议和人民币国际化挑战美元霸主地位。
最后，倪律师指出进口博览会是应对多边贸易体制困境有效的方法之一。首先，进口博览会可以扩大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平衡进出口贸易。其次，进口博览会是维护自由贸易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体现。最后，进口博览会有利于进一步扩大服务业的开放。倪律师总结到，进口博览会对平衡贸易顺差，解决中美贸易冲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具有深远意义。
金光集团法务总监黄骏作了题为“从跨国公司视角看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机会和挑战”的报告。黄俊博士作为金光集团法务总监，结合金光集团的核心产业制浆造纸业（简称APP）的进出口业务，从跨国公司参展的角度进行阐述。他从会期、性质、功能等方面比较了中博会与广交会和京交会的异同，介绍了中博会展馆展区的设置以及“虹桥国际贸易论坛”的内容。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黄俊博士指出中美贸易总额不断增长，中国贸易顺差逐年扩大，举办进口博览会有助于主动开放市场、扩大进口，充分体现了我国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发展自由贸易的一贯立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一个“买全球、卖全球”的开放性平台，其中电商扮演着重要角色。他认为针对中博会的挑战，应当营造良好的贸易环境、提供便捷的贸易措施、降低国际物流成本、建立与贸易配套的金融服务体系和电子商务服务平台。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教师、博士柳菲菲对四位发言者的报告进行了点评。她认为四位发言者的报告扩展了在座年轻学者和同学对中博会研究的思路，她指出四位发言者代表了广泛参与中博会的不同领域的人员。全华教授代表了学界的声音，用小例子和大量数据呈现出大视角、大问题。在贸易保护背景下，他提出了关于中国服务贸易建设的思考，引发了长期沉浸在法律视角的法律人士的另外一个视角，即从会展与旅游的角度来考虑中博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邱一川博士则从世博会主办方的角度提出了主办方需注意的问题与对中博会法律建设的建议，柳菲菲博士认为邱博士的发言是一场“头脑风暴”，从依法办博到多元纠纷机制的解决，每一个小话题对青年学者和学生都是一个思路和启发点。倪律师代表了提供专业法律服务的法律团队，他将中博会与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相联系，柳博士认为多边贸易与单边贸易的冲突问题不仅仅是中美间的问题，而是中国与很多发达经济体都存在的问题。确定参展的国家中，34%都来自欧美发达经济体，所以该摩擦问题值得重点关注。黄骏博士代表着参展企业的声音，他介绍了跨国企业在造纸业的情况，中国的造纸业是在反倾销与反补贴中与发达经济体有摩擦的重点领域，黄俊博士的发言使我们近距离看到该领域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