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成立100周年，也是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国和平分离、走上独立发展道路25周年。同捷克与斯洛伐克各界如火如荼举行前述系列纪念活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关于“布拉格之春”50周年的纪念活动则显得相对低调[1]。这场发生1968年、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以下简称“捷共”）自发进行的改革实践将战后东欧社会主义改革推向高潮，但又仅仅在8个月之后便被苏联的武装干涉并粗暴遏止。“布拉格之春”是社会主义时期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最悲痛的历史记忆，是国际共运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事件，影响了捷克与斯洛伐克后来“向西转轨”的的道路选择。
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
捷克斯洛伐克拥有良好的工业基础和深厚的民主传统，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并不适应其二战后国家发展道路需要。20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国内经济危机的恶化、反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和国际政治氛围的相对缓和，改革的想法开始在捷共内部酝酿，出现了一批温和的改革派。1968年1月，以保守著称的时任捷共最高领导人的安东尼·诺沃提尼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改革派代表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斯洛伐克人）被选举为捷共第一书记，开始着手建设有别于苏联的“具有人道主义面貌的社会主义”。杜布切克的上台被视为“布拉格之春”开始的象征。
1968年4月，捷共召开中央全会，批准了党的《行动纲领》，强调了改革的必要性并规定了具体的改革目标。在政治方面要打破集权体制的藩篱，在保证社会主义性质的前提下追求政治民主化，在经济方面要改变经济结构，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在民族关系方面提出给予捷克民族和斯洛伐克民族平等地位。此外，《纲领》还提出要通过平反法、新闻法、和联邦法，给予公民言论、出版、集会和去西方国家出行的自由。
苏联和其他华约国家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表示不安，认为偏离苏联模式的改革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倾向。1968年3月至7月间，苏联及其他华约国家领导人一再给捷共领导人施压。捷共领导人顶住巨大的外部压力，始终坚持国内的改革原则，与苏联等国的矛盾不断激化。在8月20日晚至21日，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五国（苏联、东德、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发动代号“多瑙河”的军事行动，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直接将坦克驶入布拉格，逮捕了捷共领导人。杜布切克随后迫于形势与苏联签署了《莫斯科协定》，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就此终止，捷克斯洛伐克进入长达20年的回归苏联体制的“正常化”时期，苏军长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直至1989年“天鹅绒革命”。
最漫长的春天
今年3月，捷克科学院社会研究所与斯洛伐克舆情调查中心合作，调查两国人民对20世纪捷克斯洛伐克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结果显示，虽然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选择的最具积极意义的历史事件有所不同——捷克人选择了1989年“天鹅绒革命”，斯洛伐克人选择了1944年爆发的“斯洛伐克民族起义”，但两国人民一致认为1968年“华约组织武装入侵”是捷克斯洛伐克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事件，更甚于1938年《慕尼黑协定》的签署。这也表明“布拉格之春”的结局对捷克斯洛伐克民众造成了难以释怀的伤痛。
这种深刻的伤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苏联的军事占领严重损害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主权。与入侵者的直接对抗造成了数百名捷克斯洛伐克民众的伤亡。此外，苏联军队并未随着“布拉格之春”的结束而离开，反而被合法保留下来，直到1989年11月捷共丧失领导权后才逐渐撤出，最后一批于1991年才彻底离开。二是改革的终止直接导致捷克斯洛伐克进入长达20余年的“正常化”时期。在这段时间内，一批改革派政治家在党内被边缘化，改革中通过的法律被废除或修订，公民权利被进一步压缩，民族矛盾也进一步激化，国内出现了大批受当局打压的“持不同政见者”，社会上长期弥漫着紧张压抑的氛围。三是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幻想出现动摇。产生于19世纪泛斯拉夫主义主张斯拉夫民族之间团结尊重，互帮互助。在1968年的军事行动中，主体民族同属斯拉夫族的苏联、保加利亚和波兰的武装行动对捷克、斯洛伐克这两个斯拉夫民族的民族情感造成了伤害。
捷克与斯洛伐克：两种声音
在1993年捷克斯洛伐克解体之后，两国对当年的“布拉格之春”改革的认识和对改革领导人杜布切克的评价也逐渐分化。捷克的部分政治精英公开质疑或反对“布拉格之春”的改革实践。他们认为杜布切克终归属于共产主义阵营，他所畅想的脱离苏联模式的改革只会是虚幻的、不连贯的和不可信的。此外，改革并没有带来任何民主，反而让国家陷入了“正常化”的状态。现任捷克总统米洛什·泽曼曾数次在公共场合对杜布切克进行批判，认为他签署了将苏联驻军合法化的《莫斯科协定》，是改革的“背叛者”。
斯洛伐克官方将“布拉格之春”定义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再生过程”，肯定了这场改革运动的民主性和正确性。虽然也有部分人认为杜布切克是一位“梦想家”，但更多斯洛伐克人依旧视这位斯洛伐克族的改革者为伟大的政治家和民族英雄。斯洛伐克前总理罗伯特·菲佐也曾感慨：倘若当年布拉格之春和布拉迪斯拉发（斯洛伐克首都）之春没有被中断，那如今的斯洛伐克本质上会更加先进吧。
这种认知的差异或许是因为杜布切克是斯洛伐克人；或许是因为“布拉格之春”直接促成了联邦制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实行；或许是因为捷克人民更直观地感受到了1968年布拉格被武装占领的悲剧；或许是因为苏联在捷克境内推行了更加强硬严厉的“正常化”政策。但不可否认的是，“布拉格之春”深刻影响了捷克和斯洛伐克社会，加速了“天鹅绒革命”的到来，为转型后捷克与斯洛伐克积极加入欧盟和北约埋下伏笔。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欧语学院教师）
[1]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6月中旬，捷克政府与捷克科学院联合在布拉格联合举办了关于纪念“布拉格之春”50周年的国际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