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价值链的稳定性遭受了重大考验。2020年7月份，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拨专款2200亿日元鼓励日本企业从中国撤资回日本发展，并公布了首批获得资助的企业名单。同年，澳大利亚发起了针对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调查，中澳两国之间的关系不断向“坏”发展，澳方对贸易施加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亚太地区的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据报道，日本经济产业部长梶山弘志、印度贸易部长戈亚尔以及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伯明翰于北京时间9月1日举行了视频会议，会议主题围绕创建“三边供应链复苏倡议(SCRI)”展开，并发表联合声明。日印澳三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减少中国对于三个国家的贸易影响，降低对于中国的依赖程度，但这种“孤立”式的解决方式并不可取。
首先，在疫情时期，全世界对于“中国制造”都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依赖，尤其表现在医疗卫生用品和生命维持设备的生产上。2019年，日本对中国的出口额占日本总出口的19.1%，而日本对中国的进口额为23.5%，中国是日本第二大出口国和第一大进口国。印度对中国的出口额为5.3%，进口额为14.1%，中国是印度的第三大出口国和第一大进口国。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额为38.2%，进口额为25.8%，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一大进口国。通过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贸易地位难以撼动，如果这些国家想借此打压中国市场，这种想法最终一定无法实现。作为拥有15亿人口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中国的经济正在稳步发展，随之提升的是中国社会对于物质的强大需求和生产力。任何国家或者地区都无法忽视拥有庞大市场的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对于这三个国家来说是难以替代的。
其次，这种“贸易结盟式”的供应链贸易倡议是不利于全球贸易的，应该打破这种“小团体式”思维。所谓的促进贸易并不是所谓的“我得你失”，全球价值链的产生在本质上就是使处在发展不同阶段的国家都可以参与到全球生产和在贸易中获益。在国际贸易中，并不反对国家通过双边或者多边协议给予特定国家更多的优惠待遇，但前提是在促进世界贸易的前提下不带政治色彩的给予。假设中印澳三国将中国排除在供应链之外，这三个国家在短期内自身的国内生产活动上升，产能增加，失业率下降，但是相对应地他们将丧失中国市场强大的消费吸收能力，未来会出现产能过剩，无法有效地将产能转化为收益，在对中国经济造成损失的同时也会使自己蒙受损失，这样的行为并不会促进世界贸易的发展。
再次，全球价值链的建设应该是开放的、共享的和关键的，建设全球价值链的目的是为了给全球不同地区的国家参与世界贸易的机会，共享世界经济发展的“果实”，而不应该变成全球政治较量的“工具”。不同地区由于先天的地理差异以及后天的发展水平不同，会生成不同的竞争优势。如果这个“三边供应链复苏倡议”达成并付诸实施，美国可能将该组织正式作为该地区更广泛的安全联盟基础。这样带有浓重政治色彩的合作无疑是为了抑制中国的发展和削弱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是有“针对性的”。
最后，在现在这一特殊时期，暂停或者放缓结盟式“强韧供应链倡议”的进程是有利于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只有世界各国相互帮助、相互信任与合作，才能渡过难关，使世界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在这一方面，中国提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可为三国所借鉴。惟其如此，才是真正保持全球供应链韧性之道。
（作者张磊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孙梓辅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