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快速发展，全球经济重心出现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4年发达经济体GDP占全球比重将降至56.2%，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GDP占全球比重将升至43.8%。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入世以后已经通过国际组织、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以及“一带一路”等平台逐步参与国际经贸治理，并代表新兴经济体发声。
但是，从国际组织层面看，传统国际组织中处于管理层的中国籍官员仍然较少，影响力不足，话语权仍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在新兴国际组织如亚投行、金砖银行中，尽管对成员权力的配置较为均衡，但也存在着成员数量较少、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从区域或双边协定层面看，中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数量多于美欧，但自贸协定的数量远少于欧盟，也缺少美国采取的贸易和投资框架协定的合作模式。另外，与中国签署协定的国家多是发展中国家，较少纳入高标准要求，也导致我国国际经贸合作的水平受限。从“一带一路”倡议层面看，我国与沿线国家签署的文件多是倡议性内容，具有约束力的规则相对较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要求和文化也各不相同，在各国利益矛盾调和上还缺乏相关经验；此外，“一带一路”对外传播能力不足，西方国家对其仍存在误解。以上说明，中国深度参与国际经贸治理还需进一步提高话语权。
首先，有必要明确中国在国际经贸治理中的定位和基本原则：一是做贸易便利化、自由化的坚定支持者；二是保障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利益，纠正“发展赤字”，帮助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三是妥善处理与现有国际经济治理主导国家、主导平台的关系，注重利益协调，避免过于突出自身，获得最大认同。
其次，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提升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同感。今年5月28日，李克强总理在答记者问时已表示“参加CPTPP，中方持积极开放态度”。CPTPP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一，其成员既有发达国家也有新兴经济体，具有包容性特征。中国可以加入CPTPP为目标，在国内自贸区开展先行先试，实现国际经贸规则与国内改革措施的有效对接。
最后，要加快培养高水平国际组织人才。从各国际组织人员构成来看，中国籍官员仍是少数。这会影响到在国际组织的日常事务中传达中国声音和中国价值观。为此，我们可向人员占比较高的国家借鉴人才培养经验，对照国际组织的要求培养优秀的综合型涉外人才，提升国家软实力。
作者简介：
应品广：上海高校智库国际经贸治理与中国改革开放联合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