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贸易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到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再到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欧盟峰会等，不少大型国际会议都面临了声势不小的反全球化的抗议。但从历史进程观察，全球化始终是世界经济的主流，反全球化也并非新的现象。所以，对于经济全球化遭遇的这种逆袭，目前理论界倾向于认为是短期的、暂时性现象。
对这一乐观判断，我是不敢苟同的。还记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时，不少人最初的看法也认为是一个短期冲击，但它事实上形成了多年的不景气现象。眼前这一轮新的反全球化浪潮，可能也正酿成一个中长期的过程。
第一，当前的世界经济复苏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世界经济不景气现实不仅源于周期性因素，更重要的是来自结构性原因。在这一判断上，理论界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所谓结构性原因的解释，大多局限于对人口结构转变、技术创新缓慢、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等因素的分析，而鲜见从全球经济结构深度进行剖析的文献。
事实上，导致世界经济回升乏力的主要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服务化，即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达到60%至70%以上，有些发达国家甚至超过80%。由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天然地低于制造业同一指标，客观上导致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放缓。尽管许多国家提出重振制造业和科技创新的战略，但相关目标的最终实现尚需时间和过程。二是经过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助力，以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大体量国家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中间品的国产化能力逐步形成，导致占世界贸易主导地位的中间品贸易增长放慢，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相对减小。三是在上述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全球价值链向“区块化”方向重构，服务业价值链偏短与区域工业化水平提高促进相邻国家和地区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区域内的贸易依存度提高与价值链(产业链与供应链同步)重构。
以上三方面原因不仅放缓了经济增长，也在传统价值链变异过程中发生了动能和利益的调整。由于反全球化是一个全球经济低增长的伴生现象，故当下全球化变局具有暂时性抑或持续性，首要地取决于世界经济复苏的快与慢。
第二，在美国新政府对全球化所持态度相对明确，欧洲国家与日韩等陷入国内经济社会乱象的前提下，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状况好坏、立场一致或分化，成为经济全球化走向的重要决定性因素。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对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0%至30%。特别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走高，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力量之一。同时，中国与一些新兴经济体开展的国际经贸合作，对伙伴国经济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力量。但总的来说，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基础还相对薄弱，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大于发达经济体。当总体上经济状况较好和外部环境宽松时，相互之间较易形成一致的利益立场；当经济持续下行且情势分化明显之际，彼此之间的立场则容易出现差异甚至分裂。就此而言，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五国经济状况的稳定向好，是经济全球化面临的重大考验。
第三，欧洲乱象长期化与世界政治热点纷呈、社会动荡和恐怖主义是对经济全球化的重大干扰。
曾几何时，欧盟东扩的进程气势如虹。可反观现实，发端于英国的“脱欧”运动逐步在意大利、法国等“老欧洲”和一些“新欧洲”国家滥觞，“脱欧”意识或政治主张在其他国家甚嚣尘上。尤其是，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大国，围绕“脱欧”展开的论争具有长期化趋势。各种力量的角力，必然形成对欧洲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阻碍及困扰。
此外，因欧美外部力量介入干预而导致的国际政治热点、宗教纷争、局部战争和“难民潮”，反过来又引发了包括欧美在内的更多国家和地区的矛盾。此类纷争的加剧蔓延，对全球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干扰。
第四，热点问题相互交织，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当前，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空前复杂，传统的全球治理机制危机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日益严重，并加快向投资、环境、知识产权等领域蔓延。
历史经验证明，越是经济增长乏力，世界经济体之间的对话协商、利益协调愈加困难，各种“以邻为壑”的政策愈是层出不穷。在传统机制失灵、保护主义蔓延和政治冲突增多的情形下，主要大国之间与世界各类经济体之间的协商一致几无可能。加之经年已久的各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惯性，“货币战”的可能性也同步加剧，最终可能酿成严重不利于世界经济复苏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