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前经济全球化所遭遇的“逆袭”，究竟是一个暂时性的现象，还是一个持续性的问题？目前学界的看法偏于乐观。因为理论上，反全球化并非新的现象，一些贸易经济学家如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1998）曾对之有过深入的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界也曾把它作为一种贸易摩擦现象进行探源性研究（盛斌，2002）。结论上都普遍认为，反全球化是一种“逆流”；现实中，反全球化的运动可谓此起彼伏，例如1999年11月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贸易部长会议，2000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2000年2月14日在泰国首都曼谷召开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00年9月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会，2000年12月在法国尼斯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2001年4月在加拿大最古老的城市魁北克召开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2001年6月在瑞典哥德堡召开的欧盟峰会，2001年7月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的八国峰会等，这些大型会议的会场外到处都是情绪激昂的反西方全球化的抗议人群。但是从历史进程观察，全球化始终是世界经济的主流，各种反全球化的行动往往只是一种短时间的“浪潮”而止步于对全球化进程的暂时性干扰。所以，对于眼前出现的新的反全球化现象，目前理论界也倾向于认为是短期、暂时性现象。
笔者对上述乐观判断不敢苟同。正如发生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一样，人们最初的看法也多认为是一个短期冲击，但事实上形成了21世纪以来迄今长达九年的不景气现象。对于眼前这一轮新的反全球化浪潮，我们的看法并不乐观，即认为它可能酿成一个中长期的过程。主要的理由是：
第一，当前的世界经济复苏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当前世界经济不景气现实不仅源于周期性因素，更重要的是来自结构性原因，在这一判断上理论界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所谓结构性原因的解释，大多局限于对人口结构转变、技术创新缓慢、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等因素的分析，而鲜见从全球经济结构深度进行剖析的文献。事实上，导致当前世界经济回升乏力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服务化，即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达到60%—70%以上，有些发达国家甚至超过80%。由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天然地低于制造业同一指标，客观上导致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放缓。尽管许多国家提出了重振制造业和科技创新的战略，但其最终实现尚需时间和过程；二是经过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助力，以“金砖国家”（BRICS）和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大体量国家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中间品的国产化能力逐步形成，导致占世界贸易主导地位的中间品贸易增长放慢，贸易对各国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相对减小；三是在上述两个方面原因共同作用下，全球价值链向“区块化”方向重构，服务业价值链偏短与区域工业化水平提高促进相邻国家和地区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RTAS），区域内的贸易依存度提高与价值链（产业链与供应链同步）重构。以上三方面原因不仅放缓了经济增长，也在传统价值链变异过程中发生了动能和利益的调整。众所周知，反全球化是一个全球经济低增长的伴生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全球化变局具有暂时性抑或持续性，首要地取决于世界经济复苏的快慢。
第二，在美国新政府对全球化所持态度相对明确，欧洲国家与日韩等陷入国内经济社会乱象的前提下，金砖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状况好坏、立场一致或分化成为经济全球化走向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这一轮全球化浪潮中经济实力实现普遍的跃升，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明显增加，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中坚力量。但是，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各经济体的增速下滑，并出现明显的分化。
新兴经济体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有着显著的影响。近年来，新兴经济体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对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至关重要，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0%—30%，尤其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持续走高，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力量之一。中国与一些新兴经济体开展的国际经贸合作，对伙伴国经济稳定十分重要，金砖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力量。但是相对而言，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基础还比较薄弱，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大于发达经济体，当总体上经济状况较好和外部环境宽松时，相互间较易于形成一致的利益立场。而当此经济持续下行且情势分化明显之际，彼此之间的立场也容易出现差异甚至分裂。新兴经济体国际合作难以协调，必然分化和削弱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量。因此，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五国”经济状况的稳定向好或持续走低，全球化合作立场的一致或分化，是经济全球化面临的最大考验。
第三，欧洲“乱象”长期化与世界政治热点纷呈、社会动荡和恐怖主义是对经济全球化的重大干扰。长期以来，欧美居于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领导地位，因而没有美国、欧盟参与推动的全球化是不可想象的。曾几何时，上世纪90年代欧盟东扩增加中东欧成员国的进程气势如虹。然而反观现实，发端于英国的“脱欧”运动逐步在意大利、法国等“老欧洲”和其他一些“新欧洲”国家滥觞，“脱欧”意识或政治主张在部分国家朝野甚嚣尘上。尤其是法国、意大利等欧洲老牌大国，长期处于欧洲一体化的“领头羊”地位并且其经济、货币与财政、政治和法律等深度融合于经济一体化之中，围绕着“脱欧”展开的论争具有长期化的趋势（新近苏格兰又再次提出脱英新公投问题）。各种力量的角力必然形成对欧洲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阻碍及困扰。
因欧美和某些国际外部力量介入干预而导致的日益增多的国际政治热点、宗教纷争、局部战争和“难民潮”，这些问题反过来又引发了包括欧美在内的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复杂矛盾，加剧蔓延之势，此类纷争也对全球化造成前所未有的干扰。
最后，世界经济增长放缓、新兴经济体经济走势分化和欧洲、阿拉伯世界、东亚等热点问题相互交织的综合效应，必然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当前，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空前复杂，传统的全球治理机制危机导致贸易保护主义日益严重，并加快向投资、环境、知识产权等领域蔓延。历史经验证明，越是经济增长乏力，世界经济体之间的对话协商、利益协调愈加困难，各种“以邻为壑”的政策愈是层出不穷。在当前传统机制失灵，保护主义蔓延和政治冲突增多的情形下，主要大国之间与世界各类经济体之间的协商一致困难重重。在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加之经年已久的各国反危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惯性，“货币战”的可能性也同步加剧，最终可能酿成严重不利于世界经济复苏的后果。
综上所述，我们并不否认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的长期趋势，但是就种种情形分析，这一轮反全球化的浪潮有可能形成持续性的过程。对于这种可能性，各国在充分警惕，协调立场，尽力避免其成为现实的同时，有必要做好相应的应对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