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贸易投资领域，中国经济外交的立足点应建立于全球价值链之上，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等重大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决策，有机融合经济目标和外交目标，在多双边框架下，推进经济外交。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此，中国政府相继颁发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随之，在多边、区域和双边之间，中国积极推进贸易投资领域经济外交，以期实现全球价值链框架下互利共赢。
目的与手段共存：经济外交的基本模式
众所周知，经济外交一般具有两种基本模式，一是指国家为实现其经济目标而进行的外交行为和活动；二是指国家为实现其包括在政治上、军事上或其他外交目标，以经济为手段而进行的外交行为活动。然而纵观包括“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战略在内的重大经济外交实践，却已经很难区分其属于何种经济外交基本模式。“一带一路”倡议强调，要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国际产能合作”指导意见要求，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着眼全球经济发展新格局，把握国际经济合作新方向，推动实施“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深化与有关国家的互利合作，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意见提出，要基于自主开放与对等开放，加强“走出去”战略谋划，实施更加主动的自由贸易区战略，拓展开放型经济发展新空间，重点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意见明确，坚持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和国家对外战略紧密衔接，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深度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拓展开放型经济新空间，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全面参与自由贸易区等各种区域贸易安排合作，重点加快与周边、“一带一路”沿线以及产能合作重点国家、地区和区域经济集团商建自由贸易区，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考虑发展中经济体和最不发达经济体的实际情况，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公约数，努力构建互利共赢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共同发展。“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意见指出，要利用多双边平台推进基于全球价值链合作的规则制定，结合全球价值链进展，研究提出符合广大发展中经济体利益的全球价值链务实、包容的新规则。
上述重大经济外交实践，既有以外交为手段推进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等经济利益目标的实现，又有以经济为手段推进包括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等外交目标的实现，因此，可以说目标与手段共生，已经成为贸易领域中国经济外交的基本模式。
多边与双边共进：经济外交的基本路径
按外交主体和对象数量分类，经济外交又可以分为双边、多边两个基本范围，其中多边又可以分为全球多边和区域、部门诸边。但纵览“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战略在内的重大经济外交实践路径，可以清晰地发现是多边与双边共进，尤其是集中于区域诸边。“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强调双边经济合作机制，而且高度关注区域诸边合作协同机制；“国际产能合作”指导意见不仅要求深化双边合作机制，而且要求将合作范围扩展到了区域诸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意见不仅涉及双边，而且涵盖区域诸边；“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意见明确自由贸易区的形式不仅包括双边协定，而且还要包括区域、诸边取向；“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意见非常清晰地指向多双边共进的路径。
从上述对重大经济外交实践的分析来看，在贸易投资领域，中国经济外交的基本路径可以概括为多边与双边共进。
跨洲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的生存基础
2016年7月，在中国上海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声明强调，全球价值链，包括区域价值链，是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包容协调的全球价值链是世界贸易投资的重要推动力。要支持企业，包括中小企业充分参与并利用全球价值链相关政策，不论企业规模及所处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尤其支持发展中国家企业，特别是低收入国家企业更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并从中更多获益的政策。同时，继续加强能力建设，促进包容协调全球价值链的倡议，继续规划并实施一系列行动，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和中小企业的包容性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最相关领域，开展研究并采取行动，包括合适的基础设施、技术支持、贷款获取、供应链互联互通、农业、创新、电子商务、技能培训和负责任的企业行为。
实证研究已经发现，全球价值链的生存基础是跨洲生产网络。迄今为止，最具全球价值链特征的跨洲生产网络仅北美-西欧跨洲生产网络和北美-东亚跨洲生产网络。由于美欧之间传统的经济联系、基本无缝的文化距离加之基本同质但又有差异的产业特征，两大区域生产网络中的跨国公司通过相互直接投资，推动了水平分工型的北美-西欧跨洲生产网络的形成，或者说是典型的发达工业化经济体之间“北-北”国际分工模式。北美-东亚跨洲生产网络则是基于企业和市场联系最密切的典型垂直分工型跨洲生产网络，生产过程被分割成若干阶段，网络中各经济体企业根据其比较优势专门从事不同的生产阶段任务。东亚地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通过生产网络接受来自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直接投资、服务外包和采购，使其能够参与到最符合其本身自然禀赋和技术水平的生产阶段，也因此享受了贸易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尽管从微笑曲线来看，这一跨洲生产网络中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依托其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参与分工，资源密集型国家则主要是通过提供能源和原材料参与分工。在微笑曲线中，在增加值最高端是掌握原始创新、核心中间品和市场主要份额的美国跨国公司，在两腮部高处则分布着具有集成创新能力、提供高附加值中间品和市场部分份额的日本跨国公司，在两腮部低处则是具有一定集成创新能力和较强承接启下分包能力、提供中高附加值中间品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企业，而在下颚部基本上是以劳动力优势见长的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则镶嵌在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是一种典型的跨国公司主导的垂直专业化“北-南”国际分工模式。
全球价值链：经济外交立足点
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特朗普“美国优先”经济新政的推行，北美-西欧、北美-东亚两大跨洲网络将发生相应变化，尤其是垂直分工型的北美-东亚跨洲生产网络，随着网络中中国劳动力成本和学习能力的双提升，产业间国际转移路径将有可能呈低增加值产业或产品向劳动力成本更具优势的网络内发展中国家，即向网络微笑曲线的下颚部集聚，高增加值产业或产品有向美国返流的趋向，即向网络微笑曲线的两个顶部集聚；网络中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将占有中增加值产业或产品所居的网络微笑曲线两腮部，并形成水平分工型的竞争合作关系。发达工业化国家继续寻求并固化其在全球价值链中“核心”地位，或者说其在生产网络微笑曲线中两侧增加值最高端位置；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体则有继续处于或被固化于“边缘”地位，即生产网络微笑曲线中下颚部增加值最低端位置的趋向。而居于两者之间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则面临向网络微笑曲线的两个顶部攀升和维护在下颚部获得既有利益保障非熟练劳动力就业的压力。
基于对未来世界经济的可能变化趋势，国务院适时公布了《关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指导意见》。这意味着在贸易投资领域，中国经济外交的立足点应建立于全球价值链之上，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等重大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决策，有机融合经济目标和外交目标，在多双边框架下，推进经济外交。同时，经济外交必须关注包括合作对象的信用风险、政治风险在内的各类政治、经济，甚至文明冲突的风险。更重要的是，贸易投资领域的经济外交必须针对北美-东亚生产网络产业间国际转移新动向，应以市场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以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为主要升级动力，通过持续提升和扩大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增加值产业和产品的位置和范围，与合作对象国实现在全球价值链框架下的互利共赢，为建立新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