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子雷 时间：2014.4.7
自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危机以后，日本经济开始呈现衰退趋势。随着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不断下滑，日本过去长期积累起来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开始不断攀升，目前跃居发达国家之首。同时，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不断增加的社保支出使日本的财政预算缺口进一步扩大，财政的国债依存度不断上升。在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以后，日本经济正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必须在短期内刺激实体经济复苏，二是必须在长期内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以解决社保透支现象、消除主权债务风险。2012年12月安倍上台以后，日本开始推行所谓的安倍经济学，期待在短期内使日本经济走出低谷，为长期中实现经济增长、重建财政创造条件。然而，安倍经济学所倚重的扭曲性货币政策并非“对症”之举，即便可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复苏，但却可能在长期内增加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同时，为了解决愈发严重的社保透支，日本还必须以消费增税来填补财政“窟窿”。可是这一举措又将可能使经济刺激计划带来的短期效应化为泡影。
一、日本面临经济复苏和消费增税难以兼顾的困境
安倍自前年12月26日上台以来，积极实施其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尝试挽回日本经济长期以来的颓势。按照安倍自身的说法，其经济政策主要包括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机动灵活的财政政策和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增长战略三部分。其中，其政策的重中之重是推行大剂量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2年内将日本的基础货币从130万亿猛增至270万亿，以实现2%的通胀目标。安倍希望借此举改变人们的通胀预期，以资产效应和收入效应来刺激个人消费，并带动企业设备投资和出口贸易的增长。但是，从目前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变化来看，虽然物价回升至0.5%，但要实现其2年物价上升2%的政策目标还有非常大的难度（图一）。与此相比，量化宽松对日元贬值的效果却不断显现，自12年底开始日元已经贬值约25%左右，引起了其贸易伙伴国的担忧（图二）。
图一：日本CPI的变化
数据来源：日本银行
2013年上半年，安倍经济学推行伊始即初现成效：日本股价自安倍上台以来上涨60%，日元贬值23%，资产效应推动了个人消费好转。第一和第二季度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率换算为年增长率分别实现了4.1%和3.8%的增长。不过，反映实体经济运行状态的就业、员工薪酬和企业设备投资却并没有出现根本性好转。正因如此，日本第三季度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去年同期相比下跌至1.9%。而第四季度实际经济增长率更是下跌至0.5%。可以说，安倍执政一年有余，其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却“高开低走”，经济增长率从1-4季度一路下滑，2013年日本全年实际GDP增长率为1.5%（修正后的数据），也仅高出民主党执政时期约0.2%。人们看到，在政策实施一年后，安倍经济学所创造的短期效应已开始逐步消失。受此影响，进入13年后日经平均股价也开始回落。与去年最高价相比，日经平均股价已下跌16%，创下发达国家之最。因此，从本质上讲安倍经济学是一针“强心剂”，其巨大的政策剂量在短期内足以使日本股市“回光返照”，但仍然缺乏使日本实体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动力。
图二：日元对美元和欧元的汇率走势
1．短期：“量化宽松和低利率政策”难以兼顾
在第一阶段实施消费增税以后，安倍经济学首先面临的最大问题将是如何兼顾 “量化宽松”和“低利率政策”。按照野田内阁时期通过的消费增税法案，执政党必须刺激经济复苏，从而为消费增税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据日本政府的测算，消费增税的前提是日本经济须实现约2%的实际增长率。因此，按照这一政策逻辑，自去年底以来安倍出台的一系列大型经济刺激计划，其目的似乎只是在为明年的消费增税铺平道路。如果是这样，那么在第一阶段消费增税以后，继续引领日本经济复苏的政策手段何在？如果继续依靠“打鸡血”，加大政策剂量来维持经济复苏的话，接下来又将迎来后年10月第二阶段的消费增税，进入“增长→增税→再增长→再增税”循环的调控模式。可以说，安倍经济学的确令人深思，即：实现一国经济增长的目的，是帮助政府实现税收最大化、偿还前辈们执政时期所造成的负面政治遗产——国债，还是扩大就业、提高国民生活水平？
我们看到，在第一阶段消费增税以后，日本经济在今后第二季度可能再次探底。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日本央行可能继续出台量化宽松政策，加大货币政策的剂量。但是，鉴于大剂量量化宽松政策会推高日本社会对通胀的预期，一旦日本经济由通缩转为通胀，日本央行将可能马上面临利率上调的压力。以目前的债务规模，日本每年的债务还息约为国家预算规模的1/4，如果国债利率上升，日本的债务规模将像滚雪球式不断增加。为了控制利率上升，日本央行又将不得不继续维持低利率政策，而此举又可能使日本央行在未来丧失控制通胀的政策工具。因此，在 “低利率”和 “控通胀”的取舍中，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红利将消失殆尽。在货币和财政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手段双双失效的情况下，日本经济将陷入新的困境。
2．中长期：经济复苏存在两大“魔咒”
从日本中长期经济规划来看，日本政府的目标是必须在2020年前完成经济增长、社保改革和财政重建三个任务。这三者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日本要想解决社保透支、重建财政，都必须首先实现稳定且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而社保缺口和财政风险一旦失控，或将成为日本经济复苏的两大 “魔咒”。
首先，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现行的社保体制将严重透支，其预算缺口正以每年超过1.2万亿的规模不断增加。如果要彻底解决社保资金问题，日本政府必须大幅上调消费税率。以目前增税法案所规定的8%-10%上调税率来看，其所获得的税源只能暂且维持目前的社保开支。所以，只有实现经济增长才能通过增税来填补不断扩大的社保收支缺口。
其次，日本公共债务总额已超过1000万亿日元，如何消除财政危机、重建财政是日本面对的又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经济问题。对此，安倍内阁若通过财政增收，即增税来落实财政重建，或可事半功倍。但按照欧盟的标准，要将其债务总规模削减至GDP60%的水平，日本需将消费税率继续大幅上调至33%-35%。因此，未来在劳动人口不断减少的背景下，日本想要摆脱财政风险的话，非但要将消费税率上调至33%以上，还必须将经济的实际年增长率保持在3%左右，并将劳动生产性的增长率上调至3%以上。如果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制定刺激政策以外的增长战略计划。但是，从现阶段来看自民党的增长战略严重受制于党内各派系和利益集团的争斗，并没有能够明确提出具体实施细则和量化指标。相反，随着消费增税时期的到来，安倍经济学的短期效应正在逐步消失。同时，自东日本大地震以来，日本至今已经连续20多个月出现贸易逆差。未来几年里，如果一旦海外投资收益减少引发经常性账户持续出现逆差的话，日本或将难以偿还其公共债务，从而可能引发主权债务危机。
二、消费增税的目的及影响
1．消费税的增税目的
日本的消费税是一种对货物或劳务进行多环节征税的流转税，类似于我国和欧盟的增值税。其税收额约占全部税收23%左右。根据日本的消费增税法案，日本从今年4月1日起将消费税率从5%上调至8%。同时，根据今年的经济形势，明年10月还将再次上调消费税率至10%。与企业所得和个人所得等直接税相比，作为间接税的消费税在日本的税收占比较低。从发达国家角度看，由于国民收入水平较高，因此一般来说间接税和直接税的税收占比分别为30%和70%。而从发展中国家来看，由于国民收入水平较低，因此，一般来说两者的税收占比正好相反。从消费征税的角度看，美国、加拿大等国按照生产、批发和零售三个阶段采用单环节征税，征税权和税收分属联邦、州和地方政府。而日本和欧盟则主要采用多环节征税，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实现税收共享。4月1日日本实施的消费增税，则将提高消费税的税收占比。对此，美国的《华尔街时报》讽刺道：通过此次消费增税，日本或将成为G7中唯一一个消费税收超过个人和企业所得税收占比的国家。由此可见一斑，由于长期经济增长乏力，日本正逐步由发达国家集团主要成员向“发展中国家”成员“滑铁卢”。
我们看到，自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出现长期停滞，物价持续下跌的通缩现象前后共延续了近15年。在经济停滞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其未来国民收入水平开始呈下降态势。为了解决财政透支、弥补社会保障支出所需财政资金的不足，日本迫切需要增加税收，减少其财政收入对发行国债的依赖。但是，迫于严峻的经济形势，如果提高个人和企业所得等直接税的税收占比难度较大，而通过提高消费税率来获取税收则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因此，如果实现消费增税，日本政府一则可以解决每年高达43%的税收缺口，二则还可以缓解每年约以1万亿规模不断膨胀的社保支出缺口，可谓“一石二鸟”。 鉴于日本公共债务的GDP占比已经攀升至230%，居发达国家之首，而其社保相关支出也已占到国家预算的3成以上，在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如要偿还巨额公共债务、填补社保透支，其方法不外乎增税和营造通货膨胀来让国民分担债务。从安倍经济学的本质来说，其货币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营造通胀预期，而从财政政策的角度看，面对不断膨胀的公共债务规模和越来越大的社保透支，消费增税却并不能成为安倍内阁的“救命稻草”。我们看到，这次上调8%的税率充其量只能够给日本政府增加约8万亿的税收，“杯水车薪”并不能解决日本财政的结构性难题。但是，如果要避免日本出现财政悬崖，则必须将消费税率一次性大幅上调至33-35%。以目前日本的经济状况来看，国民根本不可能承受如此大幅度的税率上调。因此，日本政府与其说致力于消费增税，还不如早日推动财政重建工作的展开，否则消费增税只能是“饮鸩止渴”，从长远来看其财政风险并没有得到根除。从欧盟的经验教训来看，其成员国的希腊就采用类似于日本消费税的增值税，23%的税率也远远高于日本的消费税率。尽管如此，希腊也并没有能够避免财政危机的出现。由此可以看出，眼下日本的消费增税方案既不能解决其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消除财政风险，也不能解决不断恶化的社保透支问题。
2．消费增税引发的社会问题
从消费者角度看，消费增税将对不同收入阶层和不同消费群体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样，从生产者角度看，消费税对不同生产规模和业态的企业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果说日本的所得税征收有利于调节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公平正义的话，那么消费税因其税源充足、便于征收则体现了税收的效率性。但是，由于消费税采用比例税率，因此对不同收入阶层来说具有一定的累退性，这意味着人们通过消费将会增加相互之间的贫富差距。所以，和各国的流转税一样，日本的消费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也存在很大缺陷。特别是在少子老龄化和年轻人失业率较高的背景下，消费税率的上调只能进一步拉大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增加贫困阶层的生活负担。从日本《每日新闻》等媒体的调查来看，实施消费增税以后日本以家庭为单位（每家庭有2位劳动者）计算的月均可支配收入（包括增税后的生活补助）将减少约9千余日元，各收入阶层的生活负担将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低收入群体和老龄人口生活成本的上升令人堪忧。在另一方面，从消费税对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转嫁来看，这次涉及衣食住行的生活必需品含税价格也都有5-35日元不同程度的上升。同时，受“零核电”政策和能源进口价格上升影响，税率上调后的月均电费含税价将上升430元日元。同时，幼儿园、中小学等原本属于非征税对象的学杂费也受税率上调影响而开始上涨。按照日本民间各大智库的测算，消费增税给日本国民家庭带来的负担将远大于8万亿的政府增税收入。
消费增税除了对不同收入阶层和不同消费群体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外，还对不同生产规模和业态的企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从企业生产规模的角度来看，大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将因汽车、家电等耐久消费品的消费税率上调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人们对产品滞销的预期也将会使企业存货投资（即库存）不断增加，并影响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的投资预期，进而拖累上市企业的股价。尽管如此，由于大企业在产业链中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所以相对而言在产品定价上也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因此，针对税收负担的上升，大企业可以通过税负转嫁形势将一部分税负转嫁给产业链的上游企业，而其余部分税负则可以转嫁给批发、零售环节的中小企业或消费者。总的来说，大企业对税负的转嫁能力比较强，受消费增税的影响相对有限。相比之下，处于弱势群体的中小企业则将面临比较大的冲击。由于中小企业在产业链中相对处于弱势，企业生产成本较高，缺乏规模经济效应，因此将其税负转嫁给大企业或消费者的难度较大。从以往日本消费增税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小企业大多成为消费增税的主要受害群体。所以，除消费者外，日本中小企业的相关协会团体也是抱团反对消费增税呼声最高的利益团体。
3. 消费增税可能引发的政治风波
日本的消费税法原成立于1988年2月，并于1989年4月开始正式征收消费税。但是，消费税法成立当初，当时的日本首相竹下登即迫于舆论压力而不得不辞职。1996年6月，桥本内阁决定将消费税率从原来的3%上调至5%，也因增税引发经济衰退而致使自民党在次年的参议院选举中落败，桥本龙太郎被迫引咎辞职。2011年执政的民主党菅直人内阁同样因决定消费增税而引发党内分裂下台，而2012年野田内阁也因通过消费增税法案而为民主党在众议院选举落败埋下祸根，野田佳彦随即引咎辞职。可以说，从日本消费税法案成立到几次增税的历史风波中，人们总是周而复始地看到日本经济的不断衰退和此起彼伏的倒阁运动。所以，这次增税对安倍内阁来说亦或将凶多吉少。
2013年，日本全年实际GDP增长率为1.5%（修正后的数据）。从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唯一能够起到牵引经济复苏的也仅剩个人消费。但是，消费增税的举措将终结个人消费好转的格局。按照发达国家标准，目前日本5%的消费税率还有很大的上调空间。特别是在经济保持正增长的情况下，其消费税率如能上调至33-35%左右，那么日本的社保透支现象将得到缓解，公共债务也能够降到现在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从这一点看，安倍的此次增税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从历史经验教训看，如果在任内第一次消费增税就立刻对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带来冲击，使经济迅速下滑的话，那么安倍或将难逃和其前辈一样的下场。按照日本的消费增税法案，在4月1日第一阶段消费增税以后，安倍还必须根据经济形势作出明年10月是否实施第二阶段增税的决定。也就是说，安倍的政治生命即使能够在这次增税中幸免于难，也可能很难越过明年10月第二阶段增税的“鬼门关”。总而言之，日本的这次消费增税如同“饮鸩止渴”，很可能彻底终结安倍经济学。
三、结论：结构改革或能抵消增税负面效应
根据日本财务省最近公布的数据，目前日本的公共债务已达1117余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国民人均负债860多万日元。长期经济低迷带来的税收减少、少子老龄化带来的社保负担增加，以及政府公共支出的低效率，是泡沫经济以来日本公共债务不断攀高的三大原因。因此，从中长期视角出发，作为经济增长成果的增税可以减轻财政负担，避免引发财政危机，是行之有效的政策选择。但是从短期来讲，如果选择增税则将抵消“安倍经济学”的政策效果，使日本经济重回停滞的老路。
我们看到，安倍经济学实施一年有余，但目前的日本经济仍然比较脆弱，尚没有达到经济复苏应有的水平。可以说，目前公共投资产生的乘数效应、股价上升带来的资产效应，以及消费税率上调产生的突击消费冲动是上一轮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所在。其中，通过公共投资传递的财政政策效果比较明显，而日本央行量化宽松带来的股市回暖和日元贬值效应却已经逐步消失。今后，高居不下的政府债务将公共投资计划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如果日本政府继续实施第二阶段的增税计划，将对正在不断好转的个人消费产生更加直接的冲击，同时也将进一步增加实现通胀目标的难度，并削弱财政政策产生的短期政策效果。但是，如果放弃税率上调的话，则将使日本面临财政悬崖，财政运作难以为继。笔者认为，20多年来持续困扰日本的经济衰退决不是单纯的一过性经济衰退，其面临的困境也并不是今后能否保持经济增长的问题。日本经济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结构性问题，即如何扭转多年来形成的“政府债务化”、“产业空心化”和“人口老龄化”格局的问题。因此，今后日本政府如果仍然寄希望于依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刺激实体经济复苏的话，难免本末倒置，徒劳无益。相反，如果要化解财政危机、根治社保透支问题的话，日本就必须彻底推动经济结构的改革，出台一系列维持可持续增长的增长战略，以提振市场信心。而这恰恰是“安倍经济学”的短板。
综上所述，目前日本经济存在的根本问题并不是通缩与财政贸易 “双赤字”等表面性问题，而是人口、制度等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安倍经济学仅依靠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来重振日本经济的计划，充其量只能获得短期的经济效应。而日本经济要在长期中走出发展的困境，则必须真正落实和推动增长战略，彻底进行经济改革和社保制度的改革，解决其结构性问题，依靠经济发展来实现财政的开源节流。我们看到，量化宽松和增加公共投资犹如加量吸食毒品，虽可以暂时振奋日本经济，但并不能根治日本经济结构性的问题。药性过后，一切状况只会比以前更糟。一旦“安倍经济学”失效，日本将陷入公共债务危机不能自拔。而消费税率上调则只能是压垮“安倍经济学”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目前从日本的党派之争和政治体制来看，受自民党内部和各利益集团既得利益的影响，其结构改革仍然缺乏足够的动力，要从根本上推动结构性改革可谓难上加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