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子雷来源：新民晚报时间：2016.5.26
七国集团(G7)首脑会议“伊势志摩峰会”26日、27日召开。这是G7会议时隔8年再度在日本召开。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东道主日本在经济议题上的表现引发关注。日本政府实施“安倍经济学”已近四年，如何评估其实效？日本的内政外交又将受到怎样的影响？本版编辑特约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陈子雷教授进行解读。
旧版三支箭箭箭脱靶形势严峻射新三支箭
在2012年12月16日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以安倍晋三为首的自民党以绝对优势压倒民主党获胜，获胜后的自民党联合公明党组阁重返政坛。自民党执政后，急需扭转野田内阁遗留下来的“内忧外患”格局。而重振经济是安倍内阁稳定民心、缓和各方矛盾的重头戏。因此，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安倍上任伊始就急忙初就推出了其一揽子经济政策，以期待改变人们对日本经济的预期。安倍内阁的经济政策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推行以年2%通胀为目标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择机性财政政策，以及以放宽政府管制、深化结构改革为中心的增长战略。安倍将这三部曲称为重振日本经济的“三支箭”，而媒体则戏称其为“安倍经济学”。
首先，从货币政策来看，截至目前为止安倍内阁总共实施了三轮货币调整政策。其中前两轮为“量化宽松”政策，第三轮为“负利率”政策，其主要目的就是采用扭曲性货币操作来改变市场对通胀的预期。我们看到，在2012年众议院大选期间，安倍就曾提出治理通缩必须制造通胀的观点，并制定了经济复苏的“321”目标，即：名义GDP增长率3%、通货膨胀率2%和实际GDP增长率1%的目标。
其次，从财政政策来看，我们可能到在安倍内阁提出的“日本经济再生计划”中有一项“国土强韧化规划”。这一规划要求日本政府必须在今后十年里划拨200万亿用于该项目的支出，即每年需要在预算支出中增加约20万亿的公共投资支出。安倍认为日本可以借助这一规划增加财政支出，以唤起国内的有效需求和扩大就业。
再次，从增长战略来看，其核心内容是放宽或取消政府在医疗、农业、就业等诸多领域中的管制，其主要目的是提高未来日本的产业竞争力和经济潜在增长率，同时为日本加入美国主导的“TPP”（环太平洋经济伙伴协议）创造条件。
但是，我们看到自2012年底安倍上台以来，所谓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箭箭脱靶，营造通胀的目标也基本无望实现。基于严峻的经济形势，安倍在2015年9月24日迫于无奈又抛出其所谓的第二轮安倍经济学。由于其政策也是由三部分组成，因此日本媒体又将其戏称为安倍经济学的“新三支箭”。具体包括：1）打造能够带给日本希望的强大经济；2）实现每个家庭的育儿梦想；3）构建令人放心、父母养老不用子女辞职的社保体系。安倍称将以“新三支箭”为基础，争取在2020年将名义GDP提升至600万亿日元（2014年为490万亿日元）、将新生儿出生率提升至1.8（2014年为1.4）、将养老家庭子女的离职率下降为零，并争取在2050年前后将日本总人口保持在一亿左右的水平，以实现构建“一亿人口总活跃”社会的目标。
政策调整效果不明显 日本各界评价并不高
首先，从货币政策来看，为了实现年2%的通胀目标，日本央行新任总裁黑田东彦在2013年4月宣布实施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称将在2年里要把日本的基础货币从138万亿增加到270万亿日元左右，以提高人们对通胀的预期。日本媒体称之为“黑田缓和”案。但在其后的一年里，我们看到日本全年消费物价指数仅上涨0.7%，远未形成其所谓的通胀格局，相反日元却大幅贬值了23%。可以说，“黑田缓和”既没有增加流动性，也没有刺激实体经济的复苏，而市场预期却造就了日元贬值。
为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效果，2014年10月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又推出了第二轮“量化宽松”方案，宣布将继续加大量化宽松幅度，在原有基础上将每年基础货币供给量提升至80万亿日元，并增加国债收购额度、加大对投资信托基金和房地产投资信托的投资力度。由于这一政策调整来的非常突然，完全出乎市场预期，又值万圣节来临，着实吓了机构投资者一跳。因此日本媒体将黑田此举戏称为“万圣节缓和”案。但是“万圣节缓和”案的调控效果依然不明显。相反，在连续两轮政策调整后，依靠量化宽松的调控手法已经基本失效。
因此，在之后的2016年1月29日，迫于经济形势，总裁黑田东彦不得已宣布实施第三轮货币调整计划。但是第三轮货币调整内容与前两轮有所不同，其政策的核心是对各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实施负利率。从实施的效果来看，和前两轮政策调控一样，第三轮调控政策的实施，也只是产生了股价上扬和日元贬值等短期效应，通胀预期依然没有形成。笔者据此认为，回顾日本央行三年来对货币政策的三次调整，虽说调控力度和方式方法上略有不同，但其调控对营造通胀预期基本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相比之下，却对日元贬值和股市泡沫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其次，从财政政策来看，我们看到“国土强韧化规划”本身源于自民党的“国土强韧化基本法案”。制定该法案的目的是通过防灾、减灾，重新整合日本国土资源，将日本建设成为一个“防震大国”。因此从本质上看，“国土强韧化规划”和自民党过去执政时期提出的“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大同小异，其核心思想都是基于国家主导型的国土改造。但原来的“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因不能满足不同规划区域和地方的实际公共需求，早在2005年已被废除。安倍组阁后，利用“东日本大地震”等因素的影响，通过媒体不断放大日本公共设施和建筑物的老朽化问题，以获取各界对其增大公共投资举措的支持，并最终将“国土强韧化规划”列入“经济再生计划”。
安倍的这些做法基本上延续了战后自民党惯用的伎俩，即利用政府主导型的公共投资为诱饵，缓和执政党内部各派错综复杂的矛盾，安抚和拉拢地方势力、产业界和各方利益集团的支持，乘机扩大其下届选举所需的“票田”。可以说，所谓的“国土强韧化规划”只不过是安倍内阁重新分配各方利益，追求选票最大化的一个政治幌子而已。
但是在另一方面，安倍内阁要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因为从日本政府的财力来看，要实现这个目标基本不可能。因此，这部分的财政资金主要依靠发行建设国债获取，而日本央行则负责收购国债，增加基础货币。简言之，印钞和发债。以2013年度为例，日本实际GDP实现了约2.2%的正增长。其中公共投资带来的效果虽然较大，但是其产生的负面效应似乎更大。和2012年相比，日本的实际GDP规模虽然增加了约8万亿日元，但是择机性财政政策执行结果，日本的公共债务因此增加了约41万亿日元。以41万亿的公共债务来换取8万亿GDP的增长，如此“机动灵活”的财政政策，可谓是“寅吃卯粮”，“难以为继”。
再次，从增长战略来看，其核心内容大多涉及医疗、农业等传统的政府管制领域，在历届政府中曾也多次被列入改革清单，但是每次都因利益集团的反对而不了了之。由于日本政府通常对这部分领域的管制或保护“坚如磐石”，日本民众将此戏称为“磐石管制”。因此，总这次安倍的增长战略也只不过是重启过去的改革，可谓旧曲新唱、老调重弹。
尽管如此，增长战略中新增的两项改革为人所关注。一项是下调企业所得税率，即分阶段将企业所得税率从35%下调至30％。另一项则是允许日本政府养老金投资基金（GPIF）投资股市。其中，下调企业所得税率的主要目的是为企业减负，以提高日本企业的经营收益和国际竞争力。但是，由于日本大多数企业对今后经济走势并不持乐观态度，因此企业所得税率下调后日本的企业并没有因此增加设备投资和对员工加薪。相反，企业的保留利润和养老金投资基金一起不断流向股市，进一步增加了日本资产泡沫的风险。
简言之，基于过去几年的经济状况，日本各界对所谓“安倍经济学”的评价并不高。认为其货币政策只是抬高股价、贬值日元。而抬高股价、贬值日元既没有增加企业设备投资和产品出口，也没有实现企业对员工的加薪。相反，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只是增加了资产泡沫的风险。同时，受财源不足和公共债务GDP占比居高不下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各界也大都认为安倍内阁的择机性财政政策没能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从结构改革的角度看，原本颇受人们关注的增长战略却因阻力重重变得“虎头蛇尾”。
至于安倍内阁第二轮“射出”的所谓“新三支箭”，笔者认为这些目标和口号空洞无力，内容笼统暧昧，令人难以信服。日本各界也认为在今后面临“财政悬崖”的背景下，安倍根本不可能有多余的财源来实现其育儿养老和改革社保体系的目标。更有甚者，在缺乏经济调控手段和高效产业政策的情况下，要在五年中实现名义GDP增加100多亿日元的口号简直犹如“天方夜谭”。
消费增税“一石二鸟”政坛“魔咒”笼罩前景
在经济停滞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日本的国民收入水平不断呈下降态势。为了解决财政透支、弥补社会保障支出所需财政资金的不足，未来的日本迫切需要增加税收，减少其财政收入对发行国债的依赖。从目前日本的税收结构来看，如果提高消费税率来获取税收则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因此，如果实现消费增税，日本政府一则可以解决每年高达43%的税收缺口，二则还可以缓解不断膨胀的社保支出缺口，可谓“一石二鸟”。
根据日本的消费增税法案，日本将分两个阶段来提高消费税率。第一阶段从2014年4月1日起将消费税率从5%上调至8%。同时，根据增税后的经济形势，再决定从2015年10月1日上调消费税率至10%。但是，由于第一阶段消费增税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大大超出市场的预期，使2014年第二和第三季度的实际GDP增幅出现负增长。迫于压力，安倍政府不得不将第二阶段消费增税延期至2017年4月1日，并于2015年12月21日解散众议院重新举行大选。
从消费增税的历史来看，消费税法成立当初，时任日本首相的竹下登即迫于舆论的反对声而引咎辞职。1996年6月，桥本内阁在决定将消费税率从3%上调至5%后，因增税引发经济衰退而导致自民党在次年的参议院选举中落败，首相桥本龙太郎本人也被迫引咎辞职。2011年，执政的民主党菅直人内阁也同样因为决定消费增税而引发党内分裂下台，其后任野田内阁在次年也因通过消费增税法案，最终使民主党在众议院大选落败，首相野田佳彦和其前任一样引咎辞职。由此看出，日本政局具有很浓厚的消费税“情结”。从日本消费税法案成立到几次增税的历史风波中，人们总是看到日本经济的不断衰退和此起彼伏的倒阁运动。可以说，“消费增税”似乎是日本政坛的一道“魔咒”。无论消费增税与否，只要想过这道坎，似乎除了解散众议院实施全国大选外别无选择。
今年下半年，安倍内阁将再次就明年是否实施第二阶段消费增税做出政治决断。而按照日本消费税增税法案的要求，安倍内阁必须营造增税所具备的良好经济环境，以目前日本经济形势来看，尚不具备增税的条件。因此，对安倍内阁来说也似乎只有加大政策调控力度，通过打“强心针”的方式来刺激经济，才能为消费增税扫除政治障碍。
造势安倍经济学是假 把持两院欲修宪是真
综观现在的安倍内阁，必须解决三个问题。即：一是复苏日本经济，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二是确保自民党在今年夏季的参议院选举中大胜，为下一步修宪创造条件；三是决定明年是否实施消费增税。
笔者认为，这三个问题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安倍要想让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获得大胜，则必须复苏日本经济。其次，安倍要想复苏日本经济，则又必须放弃明年的消费增税，给企业和消费者一个良好的经济预期。但问题是，如果选择放弃消费增税的政府公约，则意味着失信于民，极可能引发国内各种势力的不满和反对，这又会对参议院选举和自民党的政权根基带来很大的冲击。因此，安倍内阁的当务之急就是既要实现消费增税，又要在短时间内刺激日本经济复苏，同时还要让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大胜。
不管怎样，要取得三全之策，首先还是必须复苏日本经济。但是，我们看到在经历连续三轮的政策调整后，日本的货币政策已经基本没有丧失应有的调控功能。在此情形下，安倍内阁要加大政策调控力度的话只有寄希望于财政政策。问题是，公共债务GDP占比居高不下的日本要大幅度增加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的话，极有可能会引发主权债务危机，此举也必然会引发国内各界的反对。因此，在全球经济走势不明朗的背景下，我们看到最近的安倍内阁逐步改变策略，开始利用外交来为自身所谓的“安倍经济学”造势。
在近期访欧期间，安倍逢人必谈加强财政调控的好处。对此，G7成员国的英、法、德国鉴于自身的经济形势或财政状况，都持反对或保留意见。笔者认为，安倍此举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七国峰会（G7）和二十国峰会（G20）上以刺激全球经济复苏为名，要求各相关国家就加强财政调控统一立场，达成共识，依靠所谓的国际公约来制约其国内的各股政治势力，平息国内的不满和反对声。如果各相关国家能够就增加财政支出达成共识的话，那么在所谓尽“国际义务”的名义下，安倍不但可以在年底的补充预算中大规模增加财政支出，甚至还有底气宣布消费增税，并同时解散参众两院重新举行大选，彻底为修宪铺平道路。同时，既然是尽“国际义务”，那么今后安倍内阁也就无须承担其扩张性财政政策引致“财政悬崖”的政治后果。因此，我们看到近期安倍在各种场合多次表示，要在G7和G20峰会期间继续抛出这一话题，并要求各国统一立场，加强财政政策的调控力度。
安倍的这一做法，不但引起了相关国家的不满，也受到了日本部分媒体的批评。认为公共债务位居发达国家之首的日本本来就不应该以强求财政调控的做法来绑架G7和G20，更不应该利用所谓的“国际共识”来为自身的“安倍经济学”造势，而是应该积极推进为各国所认同的经济结构改革。笔者认为，安倍此举可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造势安倍经济学是假，借势把持参众两院2/3议席，实现其修宪目的是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