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汉民

天降大任于斯人

——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世博会执委会副主任、法学家、我校82届校友

周汉民

陆志华（宣传部）

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求知，学会共处。——周汉民

作者题记：

　　第一次采访周汉民教授是应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之约，意在出版《名人名家成才秘诀》书籍。那次采访是在1997年的春天。时隔12年，但与时任学校副校长的周汉民教授面对面交流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第二次采访周汉民教授是在学校举行40周年校庆庆典后，我们沐浴着艳阳，立于古北校区的知识门前倾听时任浦东新区副区长的周汉民教授谈上海的经济与发展。

　　第三次采访周汉民教授是在松江校区信息楼500人报告厅，“申博大使”周汉民教授给贸院学子作“申博，入世后的奏鸣曲”的精彩演讲后给了我十分钟的采访时间。

　　回首十二年间的三次采访，回眸周汉民教授接受采访时数次不同的头衔和身份，不禁有一种感慨：他每一次工作岗位的变动都与城市发展有着休戚相关的联系。由此，这篇文章的主题渐渐清晰，文章的经络也渐渐明朗起来。

求学——从水电工到研究生

　　如果想搜索周汉民的材料，只要进入一些网站并输入“周汉民”三个字，立刻，上千条信息跃然眼前。然而，正是这位可以将其头衔和荣誉打满一页A4纸的周汉民，30年前是一名普通的工人。

事情还得从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时谈起。

周汉民原来是上海某家医院的水电工，一个整天与水、电打交道，干得不亦乐乎的工人。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他喜出望外。因为要挑起家庭生活的担子，第一年他没有报考。第二年他报名参加了大学招生考试。但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里，他并没有完整地读过中学，主要靠自学打下了一点中学基础。

“你能行吗？”家人对他的举动表示了怀疑。

“在不可能中实现可能。”周汉民喃喃自语，他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

 1978年的夏天，出奇的热。他向比自己低一两年级的同学借来中学课本，硬是一篇一篇抄了下来。在整整30天时间里，他一边坚持上班，一边利用业余时间认真进行复习，开始了人生的搏击。结果，他“在不可能中实现了可能”，跨入了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大门。与其说，这是周汉民人生中的一个转折，不如说，这是他倔强性格的一次重大胜利，也为他以后事业上的成功埋下了伏笔。

第一天进学生寝室，对他来说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的上铺是一位“老三届”，原在码头工作多年，他的英文已有相当水平，能把英国出版的书籍译成中文。而周汉民，当时所有供英语学习的“财产”只有一本花一角钱买来的英语词汇表。他过去从未听说过什么“灵格风”，也不懂什么是英语的“时态”，“被动语态”，

发起音来“flag”也发不准。这对周汉民来说，又是一次现实和性格的碰撞。“一定要超过他。”周汉民生性好强，暗下决心，开始了与众不同、标新立异的思维方式、学习方式和生活方式。

他惜时如金，刻意地将业余时间一分为三：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放在课堂学习的巩固上；用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学习相关知识；而另外三分之一的时间则用在学习经济学理论和国际政治，并研究文学。

与周汉民同过学的学生都记得校园里有一条绿草如茵的小径，被称之为“周汉民小道”。每天清晨，同学们便看到他捧着课本在小道上徘徊，书声朗朗入耳来。如今他浑厚、圆润的嗓音就是当时一天天练出来的。每逢寒假、暑假，同学们先后离校各奔东西，他却继续留在学校，在书海中广泛涉猎，博览、博闻加上博记，吸取他有用的知识。

归纳、总结、突破，这是周汉民大学时期学习的科学方法。说起来有趣，周汉民的这一学习方法是被他的一位同窗好友“逼”出来的。每逢考试前夕，这位亲密好友总要召集几个同学找到用汉民要求他将所学的课本内容用两个小时串连起来。当时的周汉民心中十分明白，这是摸底；也是竞争。为了不伤害友情，也为了锻炼自己的能力，他同意了。周汉民从教科书中的许多个别事例着手，逐一归纳出它们所共有的特性，随后又把所述内容中各个部分或不同特性、不同方面再汇集起来，最后串联成一条脉络清晰的主线。在场的同学惊呆了，他们无不为周汉民精采绝伦的大串连叹为观止，无不为其条分缕析的深厚功力而自叹弗如。

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里，他和78、79级400多名同学一起参加了尖子班选拔，结果成为由16人组成的尖子班成员。以后他的各科学习成绩扶摇直上，外贸业务的主干课程《进出口业务》考试几次得了100分。1980年他成为上海市大学生历史知识比赛一等奖获得者，同年获外贸学院世界知识竞赛第一名。1981、1982两年被评为院三好学生，82年成为上海市“三好学生”标兵，同年又获得学校首次颁发的一等奖学金。

 1983年1月，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当时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国家需要培养大批涉外经法人才。他选择了“国际经济法学”作为自己毕业后的主攻方向，留校在国际商法教研室任教。

1984年，上海外贸学院筹备成立国际经济法系，需要一批水平较高的教研人员，国家的对外开放又需要一批高级涉外经济法律人才。这为周汉民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学习、深造的机会。83年5月，国家司法部举办高级涉外律师培训班，上海外贸学院名誉院长、国际经济法系的创始人裘劭恒教授决定派周汉民参加该班的学习，同年9月学院又送他到武汉大学法学院读研究生课程，追随著名的国际经济法学家姚梅镇教授，研修国际投资法。1984年4月前往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实习。1985年5月派往美国达拉斯大学美国与国际法研究中心进修。1986年6月回国，在本校续读研究生课，1987年9月获国际经济法硕士学位。1987年10月继续留校任教。

求知——从教授到名家

　　“一颗新星冉冉升起”，曾有人如是描述周汉民在事业上的脱颖而出，形象而又生动。确切地说，是伟大的改革开放托起了千万颗闪烁的新星，而周汉民则是其中十分耀眼的一颗。

1987年，上海市府成立名为“开发浦东咨询小组”的一个国际机构，由市府顾问汪道涵担任顾问，倪天增副市长任组长，中外方各有六名研究人员参加。周汉民有幸参加了最早的浦东开发超前研究和立法预测工作，成为中方研究人员之一。

　　从那时起，除完成学院教学和行政各项工作以外，他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开发浦东的研究中去。他从无到有对浦东开发的立法规则和开放度进行了系统研究。首先提出了“浦东开发，立法先行”的论点，以及“小政府、大社会、多企业”的基本框架。从1987年到1990年这个浦东开发的四年前期准备时期，周汉民负责完成了《浦东立法课题研究报告》。该报告对浦东的立法原则、立法预测作了详尽的研究，并拟订了大约20万字的有关法规草案二十多件。在此期间，周汉民还为浦东开发立法撰写论文十余篇。他的《浦东开发，立法先行》一文荣获l986—1993年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奖。稍后，在市府制定浦东开发、开放的九个政策法规时，他受命始任“法规建议”专家。九个政策法规的英文译本均由他终审定稿。九个法规之一的《上海市浦东外高桥保税区条例》由他直接参与起草。如此重要而庞大的法规的英文审定工作由一位年仅33岁的青年学者承担，足见市领导的信任和他本人在法律、经济、外语等领域中很高的学术造诣、很强的实践能力。对周汉民本人来说，也是他历史上辉煌的一笔。

1991、1992年的两年他又担任了对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开发区和陆家嘴开发区三个联合发展有限公司的可行性研究进行评审的三个专家评审委员会的主席，直接对浦东开发的实质性启动作出了贡献。

1990年4月12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亲临上海向全世界宣布国家决定开发开放浦东！从这一天起，千军万马奔向浦东这片广衰的热土，创造东方和世界的奇迹。周汉民的名字也和祖国开发开放浦东的宏伟事业结合在一起。他的脉膊和祖国的心脏一起跳动，他的青春在改革开放的事业中熊熊燃烧。国家开发开放浦东的决策把周汉民推上更高和更广的国家级研究舞台。

　　促使周汉民飞快成长并名声大振的另一个契机是中国申请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恢复应有的地位，不仅对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整个世界贸易的前景有重大影响。这是国家又一个重大的决策。但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对关贸总协定（GATT）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而在1985年以前，这在我国几乎是一个空白点。而具超前意识和研究敏感性的周汉民正是选择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作为自己的专业主攻课题。他所写的硕士论文《关贸总协定与美国反倾销、反补贴法的比效研究》在答辩期间，受到以中国著名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委员的一致好评。

　　从1986年开始，外经贸部等国家部门决定对GATT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上海在经贸部副部长沈觉人以及汪道涵老市长，汪尧田教授等人倡导与主持下，从召开研讨会到逐步酝酿组建了关贸总协定上海研究中心，周汉民从此在研究浦东开发的同时以极大的精力投入GATT的研究。

1992年3月汪尧田教授与周汉民共同主编出版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总论》，这是我国第一本全面阐述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专著，成为连续七版的畅销书，排在1993年全国最受欢迎的十部经济论著的第二位，并得到93年“十佳经济专著”之一的称号。

　　从1990年开始，在进行浦东开发和GATT研究的同时，周汉民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委托，对中美关系特别是最惠国待遇、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劳改犯产品问题和我公司在美被查抄等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写出了十多篇有价值的专题报告，为维护国家的正当权益和对外贸易的合法利益作出了贡献，受到国家有关机构的特殊嘉奖。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徐匡迪同志在一次讲话中称周是“关贸总协定和最惠国待遇方面真正的专家”。

　　从1978年到1999年，二十一个年头，周汉民究竟学习了多少知识？完成了多少工作？在一篇文章里难以说清，但是，作为一名学生，一位教师，一位律师，一位学者，一位人民代表，一位社会活动家，周汉民一直在拼搏，一直在奋进，他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求治——从人大代表到政府官员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经世致用之道，也是周汉民孜孜追求的梦想。当作者问起“在成堆的职位、头衔里您最看重、最不愿失去的是哪个”的问题时，周汉民没有丝毫犹豫，回答：“人大代表。”

周汉民是上海市人大代表里的议案王。每年都会有四五个议案或书面意见。他相信人大代表是真正可以让社会改变让历史改观的角色。

　　作为一个上海市人大代表，为了替人民造福，为了给国家献计，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和心血。多少个讨论会上的激昂陈词，多少个不眠之夜的奋笔疾书，真正体现了他常说的“人民代表人民选，人民代表为人民”的信念。

　　在市人大代表的岗位上，从1993年1月起当选为市十届人大代表、市十一届人大代表以来，他常常成为新闻界追踪的人物。这是因为他的议案不仅多而且切中时弊。在平时，他同样竭尽一个人民代表之责，时时为群众的利益奔忙。一位为抗美援朝作过贡献的荣誉军人因户口问题找到周汉民，周汉民立即把这位年逾古稀的老战士的要求带到人代会，并责成市民政局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使这位老同志感激不尽。

　　是什么让周汉民具有如此强求的责任心？又是什么让周汉民具有如此分明的正义感？用周汉民自己的话表述就是：我是狂热的爱国主义者。“我时时牢记父亲的教诲。遥想当年，父亲买来小书桌，刨去漆面，上书‘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让儿女们时时谨记。文革时父亲受到冲击，家里几乎片纸不留。在如此困厄的境遇中，父亲仍坚持为孩子们订阅《解放日报》。”周汉民断字识文就是从读报开始的。在小小的阁楼上，周汉民就着一盏台灯长读不倦，那些各处借来的名著，点燃了他的梦想。

　　要做就要做到最好———这是周汉民所领悟到的父训，加之有报效国家的理想的引领，周汉民惜时如金。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周汉民花了14年时间研究WTO的条文和法则，成为我国知名的法学专家。2000年就任浦东新区副区长，他以学者的胸襟气度履行政府官员之职。他说：浦东是中国最具开放度的地区，让我的所学所思能反馈给社会，让我的思想和理论贡献能成为改革开放的一种推动力，这于国家实在是微不足道，而对我个人来说，则是一生的追求和荣耀。

2001年6月6日，第九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及相关系列会议在上海浦东举行。上海国际新闻中心、上海科技馆和上海国际会议中心是APEC会议的三大主要活动场所。此时，周汉民把APEC会议作为提高浦东知名度的机遇和挑战，他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浦东有一个很好的投资环境，并且使上海城市基础建设有更大的发展，交通道路的拓宽、市容的美化、住宅群的不断开发，都会给外资企业的有效生产活动带来新的生机。他说，浦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是上海现代化的标志，为APEC会议的成功举行浦东人民要作出巨大的努力，无论是场馆建设还是环境改善，无论是市民素质还是方方面面的准备，浦东都将遵循中央人民政府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安排和决策。这是浦东人民政府和全体浦东人民的光荣。为此，周汉民付出了诸多的心血和精力。同样，为筹办2010年在上海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为申办和筹办上海世博会，周汉民倾注了太多的心血。

　　申博期间，在当时国际展览局的88个成员国中，有64个国家在巴黎设有代表，国展局的总部也在巴黎。　　2001年10月，周汉民出任上海申博办副主任、中国政府驻国际展览局代表，成了一名“申博大使”，周汉民的办公地点设在位于乔治五世大街的中国驻法使馆大楼里，在他的办公室里面还有一间房子，摆着一张床和一台电视机。周汉民就是这样把“家”安在这里。他与时间赛跑。

　　申博期间，周汉民遍访了60多个国展局成员的驻法使馆，还数次到布鲁塞尔和伦敦以流利的英语为申博做宣传。2002年12月3日，在摩纳哥蒙特卡洛举行的国际展览局第132次全体大会上，中国赢得了2010年世博会的主办权。周汉民说：“中国申博成功，是中国综合国力的体现，是国家整合外交行动的结果。”

2003年起，周汉民先后担任上海世博局副局长和上海世博会执委会副主任等职，为上海世博会的筹办，特别是国际和国内招展工作倾注心血。

　　当作者问及周汉民从学校副校长到政府官员期间转变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时，周汉民回答：第一，过去是决策咨询，今天是参与决策；第二，过去是研究法学和经济学，今天是研究广泛的社会问题；第三，过去是坐而论道，今天是亲历亲为；第四，过去是评点江山，今天是受社会监督。这一转变是巨大和深刻的，而且还在继续的适应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