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和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既是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的深厚基础，又是吸引全球先进科技和资本的强大“磁场”，提供了得天独厚、日益丰富的先进技术和重要设备集成性“应用场景”，也为维护能源战略安全、配置全球资源和防止人为的“脱钩断链”打造了强大的能力屏障。
新形势下，要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的支撑作用，积极扩大先进技术、重要设备、能源资源等产品进口，“更大力度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更大力度促进外资稳存量、扩增量，培育国际经贸合作新增长点”。
究其要义，就是要依靠近年来我国外贸在国民经济发展所经历的复杂挑战中所展现的巨大韧性。一方面，继续发挥“扩增量、防减量、强保障”的宏观经济“稳定器”功能作用，为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恢复市场消费活力和增强投资动能创造时间与空间上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外贸提质增量、稳中求进来更好地统筹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增强发展动力和可靠性，“以量变的积累实现质变”。
一是通过外贸出口主体创新，出口商品、市场和方式结构的动态优化，努力实现一定的外贸增量，为宏观经济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从历史经验观察来看，我国外贸出口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市场主体存量，尤其是民营企业既有市场份额和经营活力上所表现出来的韧性；出口增量的攀升，则主要得益于新兴外贸市场主体的增量，特别是外贸综合服务类企业、供应链服务企业、跨境电商平台等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贡献。
为此，有关方面在财税、金融政策层面上，有必要切实开展“保主体”工作，帮助相关企业尽力保市场、保订单、保履约能力、保交货期，实现外贸稳规模效果。
同时，重点支持新兴外贸主体开拓新产品、新市场和创新外贸方式，实现外贸调结构目标。现阶段，应特别鼓励外贸企业扩大对RCEP和CPTPP贸易便利化框架下亚太区域市场红利的挖掘，积极探索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区域开展外贸合作的市场创新、方式创新与渠道创新活动。
二是通过扩大外贸进口，在进出口动态平衡中实现外贸产业技术基础提升与供应链、能源资源的安全保障。
作为货物贸易大国，我国出口贸易规模基数大，对主要贸易伙伴普遍存在贸易顺差。加之西方国家对华设置的种种贸易和技术保护主义壁垒，我国外贸出口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存在许多现实困难。在此条件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扩大先进技术、重要设备、能源资源等产品进口”的指导性意义十分重要。
积极主动扩大进口是增强我国产业和经济对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黏性”的关键。我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和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既是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的深厚基础，又是吸引全球先进科技和资本的强大“磁场”，提供了得天独厚、日益丰富的先进技术和重要设备集成性“应用场景”，也为维护能源战略安全、配置全球资源和防止人为的“脱钩断链”打造了强大的能力屏障。从综合和长远利益出发，适当增加进口贸易对于实现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目标，对于巩固和扩大“朋友圈”以提升国际治理地位，对于进一步涵养战略性进口替代和出口升级的能力，是必不可少的。
三是通过外贸发展促进外资稳存量、扩增量，培育国际经贸合作新增长点。
贸易与投资一体化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也是一国扩大开放与深化改革的规律性要求。近年来，我国利用外资取得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连续多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外资流入国之一。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经济复苏与增长不确定以及大国博弈形势严峻复杂等条件下，我国作为国际资本的“避风港”和“安全岛”，人民币资产成为全球避险保值、投资增值有效工具手段的作用日益突出，外商投资可以为我国产业和外贸发展提供强劲动能。
外商投资企业不仅在外贸稳存量、扩增量中持续扮演着生力军角色，也在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保障产业链稳定和供应链安全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特别是，自贸试验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开展的大量贸易便利化、“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投资自由化创新试验，有力促进了一大批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项目的落地投产，培育了许多国际经贸合作新增长点。连续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一步促成大量的展品变成商品、参展商变成投资商。
新形势下，通过外贸引导外资进入国内，不断扩大投资规模和优化投资结构，促进产业技术升级，是增辟外贸渠道和提升贸易结构，实现更宽领域、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对外开放的可行路径。
四是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通过增加中间性生产者服务投入努力提高外贸企业生产率。
制造业信息化、服务化是全球经济演化的基本趋势，服务业和服务外包日益成为国际资本相对集中的流向。其中，具有高科技含量的中间性生产者服务投入对于降低外贸综合成本、提升进出口商品及服务自身的附加值尤为重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和产业实力不断提升，服务贸易、服务外包规模不断跃升，服务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在国内许多开放经济区域，服务贸易、服务外包已成为国际经贸复杂环境下逆风飞扬的产业。
在“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过程中，要注重服务贸易国内规制的改革，即所谓“边境后措施”的改革，为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通过增加中间性生产者服务投入努力提高外贸企业的生产率，创造尽可能好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环境。
五是大力培育数字贸易，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努力提升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大国、第二大数字经济大国。这一特色在外贸新经济、新业态、新渠道、新模式的形成中，具有关键性的创新引领作用。
我国又是全球第一制造大国、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名副其实的农业大国、服务业大国，发展数字贸易具有得天独厚的实体经济基础。在“可数字化领域终将数字化”的大趋势下，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为指导原则进行政策制度顶层设计，通过着力夯实数字贸易基础设施、促进数字化交易产业发展与平台建设、加强对分离式制造和流程制造的数字化外包服务、深化对农业农村和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扶持改造、推动东西部数字化产业平衡协调等，可望在外贸领域产生创新型、爆发性的提质增量的综合效果。
在此基础上，可辅之以确权与交易法治化、自由与安全相协调、共享与保护相平衡的一系列跨境数据流动监管改革，积极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建构与完善。
六是结合“走出去”战略打造中国式跨国公司，依靠国际化经营创造在岸贸易与离岸贸易、在岸金融与离岸金融相互结合的全球化贸易新“舰队”，努力提高我国外贸在全球分工合作关系中的“网络中心度”和规则话语权。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对外投资国，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向国际舞台，在国际经贸各领域合作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不断增大。新形势下，要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努力培育中国特色的全球化贸易新“舰队”，组建一批海外“核心仓”和供应链管理中心，大力发展离岸贸易和离岸金融相结合的创新业务，带动在岸贸易与金融业务提质增效。
作者：黄建忠，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会长、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数字贸易研究中心研究员；赵玲，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