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研“五个中心”建设 | 周振华：何为“五个中心”，
“五个中心”何为
「上海加快建设“五个中心”，一个重要考虑就是代表国家来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
上观新闻：从“四个中心”到“五个中心”，从“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到“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是怎样一条城市发展规划演进逻辑？周振华：上海最初提的是“三个中心”，后来增加了航运中心。在“四个中心”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目标定位。我理解，建设“五个中心”主要是为了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特别是在新型全球化大背景下，除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之外，还形成了大量的产业内贸易、企业内贸易。这是与传统国际贸易的一个重大区别。当跨国公司总部职能集中在主要城市后，很多方面的流动，包括资金的流动、商品的流动、人员的流动、信息的流动等，就在全球城市中形成了一个网络，进而让相关节点性城市的地位、作用越来越突出。上海加快建设“五个中心”，一个重要考虑就是代表国家来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积极承载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中的管理、协调、控制职能，为它们提供进行区域和全球业务的市场、平台。上观新闻：今年是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10周年。“科创”之于上海，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周振华：上海是一个自然资源短缺、环境承载能力有限的城市，要发展必须进一步发挥科教和人才优势，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早些年，我们分析过全球城市的不同种类，有面向全球的综合性城市，也有面向地区的专业性城市。就上海而言，我一直认为就是要对标纽约、伦敦、东京、巴黎。因为这四个城市不管什么排名基本上都占据世界前几位，既是综合性的，也是全球性的。像新加坡在专业领域做得有特色，我们应该在金融、人才和航运等领域研究它、学习它；中国香港在金融、贸易上擅长连接亚太，上海要学习它的这些优点，但也不能放弃面向全球尤其是欧美的特色。纽约的综合性强，并不是说它在所有领域里都比其他城市强，但强就强在综合实力上，没有明显拖后腿的短板。上观新闻：在提升城市能级的过程中，上海应该怎样“扬长补短”？周振华：我考察过国际上一些全球城市的发展趋势，纽约、东京、巴黎都把科创视为重要的发展战略，但也不约而同地强调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新型产业综合体。结合上海实际，有必要注重“两头抓”：一头抓高技术含量，大力推进科创中心建设，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这里有三个关键词：闯、创、育。“闯”就是以排头兵的姿态、先行者的担当，向“无人区”挺进，向科技创新要动力；“创”就是敢于刀刃向内，向改革要活力；“育”就是提供土壤、阳光和雨露，向开放生态要潜力。另一头抓高知识含量，这和国际经济中心建设以及产业结构密切相关。比如现代服务业或者说生产性服务业，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高知识含量。它不同于一般的生活性服务业，而是需要集聚更多、更高端的专业人士，需要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开放枢纽门户功能。坦率地讲，现在几个中心的能级确实还不够高。从深层次上讲，这与发展路径有关。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城市发展表现为一种自然过程的迭代升级，结构性矛盾较少。上海国际大都市建设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和融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充分借助了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充分发挥了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后发优势，走出了一条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和上海特点的跨越式发展路径。它在较短时间内构建起“五个中心”的基本框架及相应功能，并持续实行迭代升级，但也带有缺陷和问题，特别表现在规模形态与功能等级的明显反差上。比如金融中心，股票市场交易量规模、上市公司数量可以说世界领先，但金融当中能级最高、最具有附加值的定价权，差距还比较大；航运中心，运输能力、港口配套等方面达到很高的水准，但高等级的航运服务特别是海事、船舶租赁、保险等还较为薄弱；贸易中心也同样面临问题，上海已经是全球订单中心、展示中心和交易中心，但贸易的结算、清算功能还相对薄弱；经济中心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产业现代化程度，但我们真正能够在全球范围发挥引领作用的产业，要么市场规模份额还比较小，要么还没有全面掌握自主的核心技术，且依然缺乏由我们制定和输出的国际标准。上观新闻：通过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可以得到哪些指引和启发？周振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在加快建设“五个中心”的过程中，也有一个相关职能部门如何进一步配合好，促进“五个中心”之间的耦合和协同问题。因不同的条件，“五个中心”建设有先有后、有轻有重，非均衡特征较为明显，且大体上是各自培育与独立发展，相互之间的关联性欠强。其实，“五个中心”本身具有内在的耦合机理，通俗讲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现在，“五个中心”建设基本上还是由相关部门分管。但有越来越多的功能交叉和业务融合，相关部门受制于管理权限没有办法去推进，这就需要市一级加强统筹与协调。如何使“五个中心”功能上更加耦合、更好发挥协同效应，是接下来要重点考虑解决的问题。
「新形势下，“五个中心”建设的战略意义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显得更加重要」
上观新闻：有海外舆论提出，世界正在进入所谓反全球化、逆全球化阶段。您怎么看？周振华：近年来，全球化进程确实发生了新的变化，但这并不是什么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问题，而只是改变了一种方式。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各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布局，形成了一个技术与资本、生产加工和资源供给的“三极平衡”，发达国家、中国和资源型国家都从中有所获益。但当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个“三极平衡”就显得很脆弱，一个重要原因是供给大于需求。在发达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它表现出来的主要是金融危机，因为它本身是资本输出国。
现在全球化出现的一些新变化，从本质上来讲是“再平衡”。当然，在“再平衡”中出现了一个不好的现象，那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但我们不要被这个现象迷惑，或者把这个现象扩展到整个全球化上。事实上，在新型全球化中主要起作用的不是欧美国家政府，而是跨国公司。它们看到原来这个“三极平衡”中的脆弱性，所以有意识地去适当调整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空间布局，开始更多考虑近岸布局。
在这个变化中，我们更要始终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要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分工与合作，才能最优配置，才是效益最大化的。在这一目标驱动下，全球化进程不会终结。世界仍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当然，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不能再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那是可以被替代的，而要基于强大的知识、科技等实力及先进制造能力等。
上观新闻：关于全球化的走向及其影响，您有哪些判断？周振华：伴随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全球化的方式、构造、路径等会有所调整和变化，但全球化的持续进程仍将继续并不断深化。特别是，技术进步本身将进一步压缩时空，为更大范围的流动与交互创造条件。如全球化程度加深。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日益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将驱动全球化程度不断深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跨国公司网络的不对称分布，从而在全球多个区域形成更多的价值链节点以及更紧密的生产网络连接。
如全球化领域拓展。过去的全球化主要是制造、金融部门的全球化，表现为全球货物贸易和资本流动，由此也促使国际贸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数量大幅增加。新型全球化越来越表现为“非物质化的全球化”，突出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全球跨境数据流通激增，二是新兴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近来引发全球众多消费者关注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就是一个信号。
就其对“五个中心”建设的影响而言，除了前面提到的经济层面之外，还要积极应对在人才、技术、学术、生态等方面的新挑战。例如，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人力资本流动和劳务流动相脱离，这一发展趋势可能进一步增强。又如，学术全球化趋势，特别是在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信息和通信技术、信息系统、物理、生物医学研究、计算机科学、心理学、医学和生物医学研究、数学等众多领域，国际合作科学研究数量迅速增长。
上观新闻：新形势下，“五个中心”建设的作用、地位会不会有所削弱？
周振华：外部环境变化特别是外部冲击，确实对“五个中心”建设有影响。
记得2008年的时候，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上海经济外向型程度高，势必首当其冲。面对这一情况，如何应对？当时，我们给市领导提出的咨询意见是，不能只短期应对，一味加大投入，特别是加大对过剩产能、落后产能的投入，以阻止经济指标下滑，而要坚定爬坡过坎的底气信心，坚持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在几大中心建设上下功夫，进一步培育和提高城市功能。为此，市委、市政府开展广泛调研和专题讨论，研究相关政策举措。于是，有了《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在逆境中坚定不移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
新形势下，“五个中心”建设的战略意义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显得更加重要。这与前面的逻辑是一致的。在新型全球化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力量是跨国公司。主权国家的战略和政策会影响跨国公司的选址和布局，但并不能完全左右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这是我们要看到的，也是要有充分信心的。
还要看到，跨国公司的产业链、供应链有部分确实转移出去了，但大体是按照市场和劳动力成本进行的选择。这部分是可以转移的，但它的区域总部功能，包括管理、控制、协调的功能不会轻易转移。上海加快建设“五个中心”，一个重要抓手就是要充分发挥区位、人才等优势以及服务、管理和辐射、枢纽等功能。
「只有在财富高地、知识高地、创新高地、文化高地等基础上，才能支撑起人才高地」
上观新闻：加快建设“五个中心”，一大关键任务是优化营商环境。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好的做法和经验？周振华：举个例子，20世纪80年代，英国伦敦与德国法兰克福两个城市争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尽管法兰克福的区位不比伦敦差，基础设施等条件还优于伦敦，但伦敦有更好的营商环境，包括放松金融管制、市场准入自由与便利、公平竞争、具备更大的多元性和包容性等，从而更具创新创业活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区位、基础设施条件等不足，结果是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法兰克福则作为欧洲的金融中心。
上海是一座具有深厚商业文明基础的城市，讲规矩、守信用的契约精神传统历久弥新，构成营商环境的鲜明特点。随着时代进步，营商环境的内涵不断丰富、标准日益提高，需与时俱进地优化营商环境。
近年来，上海对照世界银行指标，加强改革措施，在营商环境改善上取得明显进步。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提高行政办事效率，为企业的开办及前期运作提供更大便利，固然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之一，但营商环境中更核心的内容是市场准入、公平竞争、权益保护、高效透明。在保护中小投资者方面，还可出台实施更有力、更有效的举措。
上观新闻：专业人才的集聚及发挥作用是“五个中心”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新形势下，如何集聚人才、用好人才？
周振华：上海在集聚人才、用好人才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多年前，我曾向华为上海研发中心主任请教一个问题：华为的总部在深圳，研发中心为什么要到上海来，而且还准备扩展？他的回答很简洁：在上海能招收到更多的海外人才。
事实上，对于高技能、专业人才来说，上海能成为其首选之地的最大吸引力，在于能提供创业、发展和成就自我的最佳机会。只有集聚全球资源，提供便利的全球网络交流，打造充满发展机遇、拥有鲜活文化和社会气氛、能够获得世界级享受、可以自在展示自己和实现梦想的地方，才能真正成为全球高技能人才流动与集聚的首选之地。
过去，在吸引高技能人才方面存在两个认识误区：一是认为高生活成本是吸引人才的障碍，二是认为只有宜居环境才能增强人才吸引力。其实，这两个方面恰恰是纽约、伦敦等全球城市的“软肋”，上海也是如此。如果一味在这两个方面下功夫，不仅是“扬短避长”，而且并没有找到要害。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基于“五个中心”的独特优势，实施卓有成效的人才政策，为全球人才提供充分实现个人价值、发挥个人特长的广阔舞台。
此外，一些地方比较注重制定和出台一些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如科研经费支持、提供住房或住房补贴、允许落户等。这些政策体现了对知识、人才的尊重，也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并不能真正构筑高技能人才所向往的高地。特别是对海外人才来说，除了获取比较收益差异外，更看重的是人力资本增值机会。
通常来说，人力资本增值机会主要来源于全球城市的财富高地、知识高地、创新高地、文化高地等。在这些高地上，由于发生高频率的价值交易、高度复杂性的知识交流以及面对面的紧密接触，人们可以获得国际的、先进的知识、经验和资源，进而最大限度地获得比较收益差异与人力资本增值。也就是说，只有在财富高地、知识高地、创新高地、文化高地等基础上，才能支撑起人才高地。
「上海逐步形成了可贵的城市文化和认知模式，并逐渐累积沉淀于城市系统之中」
上观新闻：上海还有哪些潜力可挖？周振华：首先要具有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把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融为一体；其次要作为世界体系的节点和枢纽，成为联结“走出去”与“引进来”的桥头堡，特别是服务于共建“一带一路”；再次，要通行“全球村”标准和规则，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载体，推动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具有更多的话语权。
从加快建设“五个中心”的角度来看，上海具备很强的全球性取向和功能综合性发展潜质。而且，上海除了服务经济发展外，还保留先进制造业，并着力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这意味着上海不单纯是服务经济功能的综合性发展，而是工业经济与服务经济立体功能的综合性发展。
从动态角度讲，适应经济、科技、文化融合发展趋势，上海十分注重经济功能与非经济功能网络连接的均衡发展。预计下一步在文化、艺术、科技、教育、城市治理等方面的国际交流和全球网络连接会有更快的增长。
从基于连接功能的类型划分看，可通过集聚一大批具有控制与协调功能的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总部，特别是本土的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总部，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引领和主导全球资本、信息、商务服务、高端专业人才等要素汇聚和流动，进而成为创新思想、创意行为、创业模式的策源地。
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上海不仅与亚太地区城市有着广泛的连接，而且与欧美发达国家主要城市有较强的连接。从国内空间尺度看，上海门户城市的特征明显，已成为中国城市连接世界的重要通道。下一步，全球空间尺度上的门户型特征有望进一步提升。这里面，有三个主要变量在起作用：
一是随着中国企业借助上海“走出去”，特别是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上海会与更多城市建立起新的连接。二是国内有一批城市将进入全球城市行列，它们与上海连接的性质也随之变化。事实上，纽约的全球性连接约有60%至70%是与美国国内的全球城市连接，从而夯实全球门户作用。三是伴随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将成为全球性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从而进一步凸显上海作为全球门户的重要地位。
上观新闻：上海的城市文化特别是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对加快建设“五个中心”有何助益？
周振华：在历史演进中，上海保留下来两条重要“遗传信息”：
一是近代以来作为中心城市的功能和地位始终未变，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始终发挥重要作用。20世纪30年代，上海利用自身港口城市的全球交汇作用，一举奠定了贸易中心、商业中心、金融中心以及交通和信息枢纽、文化重镇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结构调整，实现城市的复兴与再生，拓展城市综合功能，进一步演化为以金融、贸易、航运为支撑的多功能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并不断拓展与深化全球连接。
二是这座城市始终洋溢着开放的天性。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以开放引领促进改革和发展，释放出特有的动态比较优势。这座城市没有开放的话，很难发展起来。而且，开放力度越大，城市发展就越快。因为门开得越大，进来的要素就越多，它们在这里就越有可能得到高效配置。
正是在这些城市特质的张力下，上海逐步形成了可贵的城市文化和认知模式，并逐渐累积沉淀于城市系统之中，成为独具魅力且一脉传承的城市品格，即“开放、创新、包容”。
开放是刻在上海骨子里的。在上海的发展历程中，无论是在思想观念、科学技术还是在城市治理、组织机构等方面，都表现出不因循守旧、不安于现状，善于接受新事物、勇于变故易常、不断推陈出新的明显特征。与之相联系，对世界发展新趋势、新动向、新思潮、新理念等极其敏锐，识时达变。
创新最早的含义就是“破坏性创新”，主要讲的就是要素重新配置。上海特别注重创新。这个创新不仅指科技创新，还包括商业模式创新。但单有创新不够，上海还能够把中外各种要素进行交汇融合，包括不同的文化、政策乃至制度。
在开放、创新的基础上，上海还深入到包容的境界。既有“海纳百川”的吸纳，使来自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背景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想文化、习俗等得以交汇、互为补充和吸收，又有“大气谦和”的同化，大量多元、异质、差别化的事物更多通过“和风细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相互渗透与交集，而不是发生强烈的冲突和摩擦。
在此基础上，相信未来的上海在加快建设“五个中心”的新征程上，将继续产生大量混搭的新奇点和新事物，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继续增强这座城市的吸引力、凝聚力与竞争力。
周振华 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
本文转自上观新闻，经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编辑整理后发布
